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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琦别说我是中国人:《北京社会科学年鉴》索引编制体现哲学社会科学规律特点

[摘 要]华夏文明传久远,志花千载满苑开。《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地方综合志和地方综合年鉴皆为资料性文献。因此,《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暂行规定》分别在体例章中规定了编制检索及具体要求。随着全国第二轮修志全面深入展开、各种年鉴全面编修,其中编制索引内容越发重视与落实。由各地社科联负责编纂《社会科学年鉴》,基本是由文章体与条目体相结合并以文章体为主的体式。因此,如何按照这个体式来研究与编制索引,形成检索系统,以体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和学科发展的规律与特色,确实不易。《北京社会科学年鉴》以创新编制“社会科学索引” 即将文章体与条目体相结合的检索体系,2010年给出了答案。而且,对于年鉴文章体的索引编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与借鉴。

[关键词]索引;检索系统;《北京社会科学年鉴》;哲学社会科学规律特点;创新

地情显韵倡文明,搅动乾坤万籁惊。连绵不断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独有的文化传统,为传承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古至今每一部地方志,都是厚厚的“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当然从西方引进而编纂的各种年鉴也为大部头书籍。如何更好地发挥方志、年鉴“存史、资治、育人”的社会功能,让读者阅读便利、便捷,转化修志编鉴成果。因此设置编制索引体例部分则非常需要、重要,不可忽视。

社会科学年鉴的基本结构是文章体与条目体相结合并以文章体为主的体式,重点难点是如何将文章的题目与各段标题、课题指南及其内容、各个学科的活动、社科机构及内容等社会科学工作与内容完整而形成整体的检索系统,符合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客观规律与学科研究特点。因此,社科年鉴索引不同于其他综合年鉴与专业年鉴索引,有其专业性、学术性、特殊性。

《北京社会科学年鉴》被誉为“具有准中国社科年鉴价值”鉴经过艰辛的研究探索,终于推出了创新的“文章、课题指南、学科活动、机构的社会科学检索系统”,即将文章体与条目体相结合的检索体系,体现将条目索引和内容索引相结合,始作于《北京社会科学年鉴(2010)》。

鉴于目前各种年鉴的编制索引大都不涉及文章类,似乎只有条目才能编制索引,这就漏掉一些重要栏目及其资料,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甚为可惜。《北京社科年鉴》的做法,对于年鉴文章体的索引编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与借鉴。

今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的是“建成小康思想库,复兴民族中国梦”。

编制索引 重要必要

当今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注释:【索引】把书刊的项目或内容摘记下来,每条下标注出处页码,按一定次序排列,供人查阅的资料。也叫引得。索引,有资料说“索引一词借自日文”,英文INDEX,音译为引得。在中国,旧称“通检”“备检”或“韵编”等。【检索】查检寻找(图书、资料等):数据检索;资料按音序排列便于检索。

我国编制索引的历史,一般认为开始阶段于明代万历三年(1575)刊行的张士佩编制的《洪武正韵玉键,以及崇祯十五年(1642年)傅山编制的《两汉书姓名韵》。

现代意义的索引始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借鉴国外近代索引编制的经验,编制出不少各类索引。其中,较有成就的为洪业,由他主持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编纂的中国古典文献索引。该社自1930年9月宣告成立,到1950年冬天停办,这21年间,共编印引得64种81册,并著有《引得说》,专门论述索引的作用、编制原理和方法,从而开创了我国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大规模地编纂现代索引的历史。

方志年鉴 编制索引

一、方志索引简史

我国地方志索引的编纂始于20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版出版的《■通志》《山东通志》《浙江通志》等就附有综合性索引,以四角号码顺序排列。这样,就可以查找山川、城池、学校、公署、关隘、水利、寺观、陵墓和人物传记等内容。1939年还出版了《吴县志列传人名索引》,它是我国第一部方志人名索引。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索引事业的发展,方志索引的编制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例如,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朱世嘉编制的《宋元方志传记索引》。该书从宋代33种宋元方志中搜集了3949人的传记资料。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地理书袁柯《山海经校注》,书后有《山海经索引》,包括各篇名、人名、地名、山名、水名、神名、国名、怪名、动物名、植物名、矿物名等内容,属于综合索引。

二、方志索引种类

志书索引分为专题性索引和综合性索引两大类。一般注重专题性索引,如果要求全面,则须编制综合性索引,或两者同时编制。

(一)专题性索引

专题性索引,又称为分类索引,它是为某一专项内容编制的索引。例如人名索引、地名索引、图表索引、事件索引、物产索引、文物古迹索引、书目艺文索引以及机关团体名称索引等。较之综合性索引更快捷、更实用。

(二)综合性索引

综合性索引,是指囊括全志内容的索引,即把志书中有实质意义的内容,人、时间、事、物等具有独立意义的概念,提炼为标目即主题词即标目,最后按一定排列原则把这些标目(主题词)汇集一起,组成索引。常见的有两种:条目索引和内容索引。

(三)凡例

索引前应有“凡例”或说明,以标明索引编排及使用方法。

三、编制方志年鉴索引规定

改革开放的编修新方志以来,国家要求编制索引。首先是1984年3月27日在全国旧方志整理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旧志整理工作中编辑方志目录、提要、专题索引。胡乔木1990年就指出:“志书作为一种工具书,索引是不可少的,它为读者提供了方便。”1997年5月8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制定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又明确提出方志“全书要附有索引”。2008年9月16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中“第三章体例第十一条(八)索引分类标准统一,名称概念清楚,提炼的标目符合主题愿意,附缀正文页码准确。”2012年7月13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通过《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试行)》“第三十条索引应提供丰富的检索信息,名称概念清晰,标目符合主题原意,标引准确。”

因此,检索系统是索引的具体实施部分,是年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编纂年鉴过程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当人们在使用各种年鉴的时候,面对庞大的信息量,就需要有一个较为完善的检索系统。

四、方志年鉴编制索引的重要性必要性

(一)索引是志鉴的一个体例

修志编鉴是一项国家、政府、单位的一项文化建设和系统工程。索引正是这个系统工程和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索引同前言、凡例、目录等一样,是一部书籍的有机整体。所以,如果没有编制索引,这部书为看似完整实际不完整的半截工程,编委会应该坚持原则,不应该终审通过,而应该责令补足索引。在国外一部二三十万字的著作通常编制索引,例如,美国学者肖邦齐著《中国的名流和政治变迁—二十世纪早期的浙江省》全书284页,而索引就达94页,占全书33%。美国学者著《绍兴—十九世纪中国的竞争与合作》全书315页,而索引就达134页,占全书42.5%。而在国内一部上百万字乃至上千万直至几千万字的一部地方志或年鉴不编制索引的问题还不少,似乎没人见怪没有引起重视。

(二)索引是读志鉴用志鉴的重要的工具

《地方志工作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全面、客观、系统地编纂地方志,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地方志,发挥地方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制定本条例”。修志编鉴的目的在于应用,发挥志鉴的社会正能量。因此,编制索引建立检索系统,是将书中各个部分庞大的资料,按照一定汉语拼音给以排列组合,重新标引、重新存储形成索引体例内容。

这样,各类读者领导干部、科研人员、一般干部群众就方便阅读、查找、统计,应用。索引内容是目录内容的若干倍,这二者不可比拟。有的学者认为:索引是转化修志成果的桥梁和纽带,这很精辟。既然大家都认认同鉴是学术工具书、是地情书,则一部志鉴大部头几十万字或一二百万字,资料再翔实,内容再丰富,若无索引,也难将翔实的资料、丰富的内容展示给读者,成为“资治”的依据,“教化”的教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社科年鉴 结构特点

理论实践结合紧,编撰年鉴以创新。《社会科学年鉴》是记述一个地区哲学社会科学各项事业发展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学术工具书的专业性年鉴,它与地方综合年鉴与各类专业年鉴不同,具有“学科多、学术性强、难度大、投入多、价值高”的规律和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年鉴文化百花苑中的一朵奇葩。各地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是学术性人民团体,具有桥梁和纽带、联系社科界广泛的优势,具有编纂《社会科学年鉴》这项工作的责任和义务。

进入本世纪,由北京、重庆等社科联率先编纂《社会科学年鉴》,17年来全国各地已有10多省市区社科联编纂出版了《社会科学年鉴》,分别是:北京、重庆、广西、福建、天津、河北、河南、云南、广东、山东、新疆、黑龙江等。《社会科学年鉴》的编纂出版,全面系统记述并促进本地区哲学社会科学各项事业的发展繁荣。

一般的地方综合年鉴和各类专业年鉴多为“采用文章和条目两种体裁,以条目体为主”,而《社会科学年鉴》多为“采用文章和条目两种体裁,以文章体为主”。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科学的资料,即特载、学术著作简介、学术论文章、学术观点、课题指南、获奖成果、学术活动、科研机构、资助项目等内容而为文章体与条目体相结合形式。

然而,编制过或坚持索引的只有北京、广西等少数《社会科学年鉴》,究其原因与编修地方志和年鉴的大环境有关。在全国第二轮修志全面深入的今天,方志、年鉴索引在众多方志年鉴人心目中还处于忽视状态,感觉方志特别年鉴编制索引是可有可无,前面有类目、分目、条目标题的目录,制作索引没有必要的错误认识,这在县级综合年鉴编辑中的表现尤为明显,甚至有的地市级、县地方综合志书出版了但没有索引造成硬伤。有些年鉴直接把前面的目录全般至索引中,这样的重复就是浪费。

存在这样的现象和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志鉴主编挂名不负责任;有的执行主编政治业务水平有限,因为志鉴皆为政府或单位的工作,是官书官责官学;上级主管编委会把关不严得过且过;还有很多编辑对志鉴对索引不了解,或者交给一些文化公司的人来制作索引,结果做出的索引也是不伦不类。

北京年鉴 文章索引

梅以傲霜涵气韵,荷将富贵媚人开。由北京市社科联主编组织编纂的《北京社会科学年鉴》自新世纪2000年至2015年已连续编纂出版16期,其中2003年开始出版电子版。这是一部记述祖国首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概况的大型年度资料性文献、学术工具书,这是一项宏伟的文化基础工程,它具有“高立意、多投入、塑精品”特色,被誉为“具有准中国社会科学年鉴价值”,展示并促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事业发展。

本年鉴从多方面多角度,即设置一级栏目为特载、学科综述、科研课题、获奖成果、学术活动、机构、学术团体、大事记、附录等,全面概括记述北京首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本年鉴编纂16期约3500万字的学术成果、珍贵资料,形成北京首都哲学社会科学的史志鉴为一体的资料性文献。本年鉴是北京社科联自2000年至2015年已编纂出版16期,其中自2003年开始出版电子版。这是一部全面系统记述首都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各项事业发展状况和学术动态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学术工具书,它将首都社会科学事业研究发展的最新政策、最新观点、最新成果、最新动态、最新信息等方面全景式地奉献给广大读者。它已成为北京市社科联的一个学术品牌。

遵循学术规范。本年鉴在多年的编纂过程中认真遵循2005年国务院颁发《地方志工作条例》、2008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和2012年《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规定》指导编纂本著,总体达到“年鉴编纂出版应做到:观点正确,框架科学,资料翔实,记述准确,编写规范,编辑出版符合国家标准。”

本年鉴得到众多领导和著名学者的支持,学术顾问有:严力强、吴树青、佘志远、张静如、郑杭生、顾明远、顾海良、高铭暄、陶西平、黄晓勇、曹子西、曹长盛、傅华、童庆炳、满运来、戴逸、邵长兴等。

本年鉴以“采用文章和条目两种体裁,以文章体为主”。主要学术成果集中在学科综述,通常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等15个学科及其学科与研究领域67篇学术论文“研究领域”。以2015期达到480页,约103万字,占全书236万字的43%。再加上特载、机构等文章就更多了。这就是社科年鉴内容的特殊性。

在学科综述中,第一,设置15个基本一级学科及67个基本学科与研究领域,体现了我国形成的比较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这些基本学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学、管理学、新闻传播学、军事、北京研究等。第二,学科综述所含的67个基本学科与研究领域,则形成67篇学术论文,约103万字的论文集。当然还有党建学、城市学、行政学等学科。这些论文的质量要求,不要说比北京各种综合年鉴中的各个综述要难得多,就是比北京各种专业年鉴中的各个综述,无论从学科的广度方面,还是从学科的深度方面论述其难度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这65篇学术论文的作者,主要来自北京各高校、科研单位副教授以上的专家学者,其中不乏著名学者,如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张静如、伦理学的罗国杰、经济学的卫兴华、马克思主义学的徐崇温、社会学的郑杭生等,他们长期从事本学科的研究及教学多年,功力深厚,成果丰硕,影响较大。编纂者掌握各学科研究领域上一年北京地区最新最全的学术成果,无论是专著、论文,还是活动,他们在详细占有信息资料基础上,潜心进行了分析研究,撰写学科综述论文。论文内容主要包括:学术研究概况、主要学术观点、主要学术活动、社会价值、材料依据、制度体制改革与创新、学科发展趋向、政策研究、网络发展研究、学科研究展望、国外学术信息等。这些论文读来,深感学术内容丰富,论述精辟、博大精深、异彩纷呈,代表中国社科学术研究成果最高水平,充分体现各学科的学术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的丰硕成果。

我们认识到编修年鉴与方志一样,都是“官书官责官书”,因此要按照国家要求,发挥年鉴学术工具书的“存史、资政、教化”的社会正能量,就应该方便广大读者,就应该编制索引这个体例,建立《北京社会科学年鉴》检索系统。

第一,编制索引的“凡例”。明确规定:“本索引为主题索引,又称内容索引,主题词(标目)以《北京社会科学年鉴》正文中出现的人名、文章名、著作名、学科名、机构名、科研课题名、获奖成果名、社科活动名为主”。特别是第五条规定:“为反映索引栏目间的上下级关系,对于二级、三级标目,采取在上一级标目下设数字标号的编排形式,之后再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为反映索引栏目间社会科学机构、同一单位内容的完整性,采取相同内容合并,之后再按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或文章中题目顺序”。这样,就保证了某个社科活动的完整性,保证了文章和科研机构内容的完整性。

第二,对文章和科研机构编制检索。创新的要领在与:一是文章、机构、学科活动、学科课题指南题目按照汉语拼音字母排列。二是文章中的每个部门分或每个学科的活动按照标题,列在文章、课题指南、活动、机构题目之后,依次列出。

例一,在索引的G里:

《国际经济学》卫兴华武靖州(179)

1.国际金融危机问题(179)

(1)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180)

(2)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其效果(180)

(3)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180)

2.国际货币体系改革(181)

(1)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181)

(2)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181)

3.人民币国际化(181)

(1)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性(181)

(2)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181)

4.贸易保护主义(182)

5.主权财富基金(183)

6.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183)

例二,在索引的G里: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2009年度课题指南(515)

1.艺术基础理论·综合研究(516)

2.戏剧戏曲(含曲艺、木偶、皮影)研究(516)

3.电影、电视及广播艺术研究(516)

4.音乐研究(516)

5.舞蹈(含杂技、魔术)研究(516)

6.美术(含艺术设计)研究(516)

7.文化艺术管理研究(516)

例三,在索引的C里:

城市学科学术活动……(776)

北京经济分析会……(780)

北京论坛(2009)……(780)

等等

例四,在索引的B里: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2009年信息(719,884,687,837)

获奖成果(719)

科研队伍(884)

立项课题(687)

人事任免(837)

精益求精 不断完善

这样的索引系统编制后,有不少科研人员反映说:这样的检索有创意有新意,条理很清晰,整体性强,分类系统,查资料方便便捷,符合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特点和规律,符合各学科研究、活动、成果的特点和规律。也有反映:北京社会科学年鉴的资料代表我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最新成果,索引系统的内容还应再丰富些,如政策、名家、成果、活动等还可充实完善。

《广西社会科学年鉴》索引系统很丰富,人名、成果、活动、机构等主题词很完善密集。如有不足,有些论文中的学科著作、论文这两个统计表未能编制到索引中,漏掉了一些重要资料。

有一些年鉴将重要文章、表格不编入索引中,原因是只将书中条目编入索引,不能处理编制文章体的检索,这无疑漏掉了一些重要资料。例如,某个省级地方综合年鉴,其索引说明第二条规定:“特载、法规规章、专文、大事记、统计表等栏目内容不在标引范围内”。例如,某个国家级专业年鉴,其索引说明第一条规定:“特载、大事记、理论研究、文献、志鉴人物等栏目的内容不在标引范围内”。

鉴于目前各种年鉴的编制索引大都不涉及文章类,似乎只有条目才能编制索引,这似乎就漏掉一些重要资料,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不太符合《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试行)》“第三十条索引应提供丰富的检索信息,名称概念清晰,标目符合主题原意,标引准确。”《北京社科年鉴》的做法,对于年鉴文章体的索引编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与借鉴。

总之,地方志、年鉴要走向现代化、规范化、科学化,发挥社会正能量,综合索引的编制势在必行而且要不断完善。没有索引的志书、年鉴,不符合国家规定,不是一部体例完备、合格的志书、年鉴。《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全书要附有索引”。方志、年鉴的内容包罗万象,是“一方之全史、一地之百科全书”,是统合一地古今资料大全。新志书、年鉴索引应该是综合性的,非单一性的,也即应具备多功能性质,其中包括人名、时间、地名、书名、企业名、动物名、矿物名、图名、表明、主体明等。以及有的志鉴编有条目首字笔画索引等,为的是真正做到可读、可用、可查管用。

所以,我们方志工作者应当把编制索引当成修志编鉴系统工程的一部分去完成,当成这是履行地方志工作职责的自觉行动和责任。

东风翘首画图开,志鉴地情壮志怀。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国务院重视地方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加强修史修志”被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赋予了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的高度、新的禀赋、新的使命。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创新引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未来,地方志事业创新发展正当时,要继续开拓思路、勇于进取、顽强拼搏,求真务实地踏踏实实,不断进取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主要参考文献:

[1]《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摘自《北京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二版

[2]《当代志书编纂教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方志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

[3]《如何编制索引》柳成栋撰载自柳成栋著《长铗文集》(方志稿)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4]《邹议综合年鉴的检索系统》张永兴、刘刚载自《黑龙江史志》2016年第4期

[5]《北京社会科学年鉴(2010)》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北京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6]《广西社会科学年鉴2013》汤竹庭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作者简介:系北京市社科联原巡视员、原副主席,北京诗词学会副会长、北京地方志学会原副会长、《北京社会科学年鉴》编委、《中国现代方志学》主编、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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