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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夷人:编余琐谈

9月31日,我受邀出席国家档案局“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地利用档案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课题研究而在沪召开的专家咨询会。关于历史虚无主义表现形式,以我的理解简而言之大凡常见的有这么三种:有说无,或无说有;对说错,或错说对;还有就是不说有无,也不论对错,一概回避。我在会上发言时,就“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案列”举了自己碰到的两件事,由此来阐述我的看法。一是关于刻意美化历史人物,虚构历史场景的问题;二是蓄意为历史人物翻案,无视历史真实,编造历史细节。本文仅谈谈关于张爱玲的一件事。

张爱玲这些年来很热,就其文学成就的评介,高或低,大或小,是个学术问题,自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无可厚非。但要把她装扮成一个从生活到文学创作皆可赞美,所谓“她的人生是一种极致——自由和尊严的极致”的女性,则绝无必要,也是不足取的。就在开会前半个多月,我在微信朋友圈读到一篇提要为“解放后张爱玲参加政府会议,看到这一幕,当晚便决定离开上海”(与汝读史,2018年9月11日,来源:搜狐网)的文章。该文说1950年1月,张爱玲在上海文化局长夏衍力保下,参加了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进入会场后,张爱玲蓦然发现:‘不论男男女女,都着灰色中山装,只有自己穿了一身旗袍,外面还罩着了一件网眼白绒线衫。’这时丁玲过来悄声指责她如此大胆,为什么不和大家统一。”会场的遭遇使得张爱玲当晚决定离开上海,关键是因为张说:连人的思想都要统一,这个环境就没有文化和艺术的生存之地。

我对张爱玲毫无研究,但读过一点儿她的作品,也关注过她生平事迹,近年还收集到一条她与孙科二夫人蓝妮交集的活动史料。不过,《世纪》发表介绍她的文章还是蛮早的。1995年她在美国孤寂中去世后,《世纪》(1996年第1期)就策划发表了谷苇先生的《张爱玲的照相簿》,发表一组其时国人鲜见的照片;还转发了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发表在台北《传记文学》的文章,题为《最后的光辉——谈谈张爱玲》。唐德刚教授作为经历过抗日战争的历史学家,青年时代在大后方就读张爱玲的作品,因而他对张的评介具有史家的独特眼光,我是完全认同的。

再说我读了那篇深感新奇的文章,特别是丁玲责问张爱玲的情节,马上生出大大的疑问,就给《世纪》老作者,也是结识二十几年的老朋友,陪伴丁玲走完最后岁月的秘书王增如女士转去文章,并向她请教丁玲指责张爱玲是否确有其事?王增如是研究丁玲的权威专家。她回复说:“据我所知,1950年丁玲没有去上海参加会议。”丁玲没有去上海,那说她参加会议,指责张爱玲穿着之事纯属编造。我希望王增如能撰文予以纠正,她回复说:“对丁玲的诬蔑造谣比这个厉害的还有很多。我相信清者自清。”不过,她告诉我正在写一篇《丁玲与上海鲁迅纪念馆》的稿子,解放初期丁玲只在1951年9月去过上海,看看是否在哪个地方提一下这件“小说虚构”式的造谣。她建议我把文章发给研究张爱玲的专家陈子善教授看看。陈教授看了我转发的文章,回复简单干脆:“全是瞎说,当时丁玲在北京。”對于这类“小说虚构”式的造谣在网络广为传播的现象,陈教授斥之为“劣币驱逐良币”。何以会“劣币驱逐良币”?“逐币”是一大动因。古人说君子求财,取之有道。而如今当下我们的国度里,有些人或企业为“逐币”早把道拋到九霄云外去了。我今天重读文章才注意到,“与汝读史”发表这篇竭力为张爱玲唱赞歌文章的真实意图,是为了推销北京某出版社的《张爱玲作品集》。因为,文后紧跟着销售广告。

(2018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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