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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gg:谭嗣同引导我祖父林圭走上革命道路

笔者祖父林圭,字述唐,别号悟庵。1875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南岳阳湘阴樟树港镇一个较殷实的商人家庭,家中有兄妹四人,他排行第三。林圭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在镇上读私塾时,其父林松桂由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在长沙教书的黄先生,又经黄先生介绍,林圭与长兄林绍敏寄住在长沙东茅巷96号欧家,与欧阳植斋同受业于黄先生,食宿俱在欧家,欧阳植斋的祖父是长沙岳麓书院的山长、安仁人欧阳厚均老师,学风优良。欧阳植斋的母亲欧阳宝珍见林圭聪明懂事,特别喜爱,还将其收为义子。

其后,为求学业更大进展,林圭与长兄又转到长沙黎家坡族兄林世焘家附读,林世焘系贵州巡抚林宗伯之子,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侄女婿,光绪钦点翰林。林圭在这里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为日后以优异成绩考取“维新思想的温床和摇篮”——湖南时务学堂打下了坚实基础。

谭嗣同评林圭:“侃侃而谈,深中时弊”

林圭像

1897年11月29日湖南时务学堂成立之际,正是德国强占胶州湾,新一轮民族危机又卷起之时。学生们迈向接受新知识、铸造新观念、寻找救亡图存的课堂。而遇上奋发蹈厉,阅历丰富的青年才俊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熊希龄等先生,更让学生们如鱼得水。教习们把时务学堂的办学与整个湖南的开化紧密联系起来,并在经世致用之学上又增加新的篇章,十分注重学习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学说,推行“以政学为主义”的教学方针,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精神得到渲染和升华,让学生们认为政学乃治国之道。

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1898年4月5日),林圭以优异成绩考入时务学堂,成为二班内课生,年轻、求知若渴的林圭倍加珍惜。恰好这年春,谭嗣同返湘,全力投入湖南新政。

谭嗣同是湖南时务学堂的九位绅董之一,兼学堂总监,并担任时务学堂教习。在时务学堂开办之时,有地方议会性质的南学会也在谭嗣同的倡导下应运而生,维新派利用《湘学报》及《湘报》鼓吹民权,互相呼应。学堂的学生也常去南学会听演讲。后又将学堂“季课改为南学会日课”,并由南学会学长命题,交学堂“核原”,由南学会派人“应此题”。这样密切了时务学堂与南学会的关系,更大地发挥了两个维新机构的作用。

谭嗣同、唐才常等先生大胆而激烈地批判传统封建文化、君主专制的弊端,引起学生们强烈反应。林圭以其敏锐的观察力与颖悟的头脑接受老师们授予的新知识与新观念。他不仅成绩优异,还深受老师们的喜欢,多年后,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里称:“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

谭嗣同在看清帝国主义列强的野心后曾说:“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学生们受到先生爱国情怀影响,经常谈论国事,爱国情愫日增。林圭常跟人说:“朝廷纲纪败坏,达于极点……吾人今日求学,应以挽救国家为第一要义。”唐才质(清末维新派领袖唐才常之弟)曾回忆:“这在当时确是非常大胆的话。”

学生们不仅其言紧跟教习,还在行动中紧密配合。如林圭就不仅在家乡湘阴开设“广益会”,还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1898年4月12日)加入了譚嗣同等人创建的不缠足会。

林圭誓言:“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随其后矣”

戊戌五月,谭嗣同应诏入京,离湘北上。行前给时务学堂学生临别赠言:“我不病,谁当病者。”言下之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谭嗣同无私无畏、勇于担当的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学生。因抵武汉时生了一场大病,谭嗣同七月初五日方才到京。不知是出于请教还是关心时局和老师,据谭嗣同的一位后人追忆,林圭与同班同学及好友范源濂当时曾写信给谭嗣同。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离湘,却成了谭嗣同与家乡永远的别离、与学生的诀别,更成了林圭镌骨铭心的痛……

谭嗣同进京参与变法第33天,维新派人士遭慈禧下令被捕。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三日(1898年9月28日),清廷在未经任何审讯的情况下,将谭嗣同等六君子杀害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

谭嗣同牺牲的消息传来,林圭“君不胜痛愤,而种族革命之志益坚”。从此以革命自任,并且宣称:“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随其后矣。”他在1899年3月28日(改正范氏日记及批札)写道:“孟子之道,仁义而已矣。……今之所言仁义之国,则泰西诸国是也。国势之强,人才之盛,以治国而论,则有八事,为天下之公理。” 并发出了“自求富强,即为国为民之公理。……若中国君臣,徒知拥高位,厚精禄,朘民之脂膏,坏国之基础,则是利一身、利一家之独夫民贼也,未有不败亡者也”的呼声,更加认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反清复仇之心日剧。

1898年6月,在湖南保守势力的攻击下,时务学堂风波骤起。于形势所迫,湘抚陈宝箴7月2日免去熊希龄时务学堂总理职。随之,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迫于压力,请辞时务学堂分教习职,离开长沙。戊戌变法失败后,清廷惩办了湖南维新党人和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早已是众矢之的时务学堂于10月中旬交守旧人士接管,原有的学生皆离开。1899年春,时务学堂易名为湖南求实书院。

谭嗣同武士装像

离开时务学堂的林圭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几经辗转,又投身于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日本留学期间,这群志存高远的学生与其他学校留学的青年们“日夕高谈革命”,救亡图存之意更坚。他们满怀激情,除了正常的文化学习外,还积极进行组团活动壮大革命队伍。“湖南留日学生中最早出现的团体是由蔡锷、林圭等于1898年组织的东京九段体育会,该会主要是团结志士,练习日本兵式体操、射击打靶等。他们立下蹈厉之志,磨砺以须,枕戈待旦。”

为秉承谭嗣同未了的救国宏愿,“唐才常愤国事之日非,恸友仇之未报,乃奔走各地,联络同志”。1899年5月,由唐才常倡议、梁启超取名的自立会在日本横滨成立。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唐才常任副会长,革生为稽查会员,林圭、汪尧成、王翼之等三人为议事会员。林圭以其卓越的见识,走上了历史舞台。自立会虽有保国勤王之说,但年轻的林圭更趋激进,他曾对梁启超说:“国势至此,而有志之士,方孜孜焉以求学,学成而国已烬矣。……诚问救火急乎?抑耕急呼?”林圭恨不能早日将一腔爱国热情付诸实践,决意扛起义旗,坚定地走向反清复兴的革命道路。

1899年11月,唐才常、林圭、吴禄贞、傅慈祥等回国举事。当林圭等归国时,梁启超、沈翔云等设宴饯行,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宫崎皆在坐。“林于行前,亲诣孙中山请益,中山为之介绍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兴中会员容星桥。”容星桥为容闳之侄,“其后林在汉口大得容助,中山介绍之力也”。这天的饯别,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气氛,据与会者陈少白(资产阶级革命家,1895年入兴中会)说:“大家见过面,把酒畅谈,真是悲壮淋漓,激昂慷慨都兼而有之了。”

回国后的林圭等在自立军统领唐才常的领导下,利用自立会建立体系庞大的富有山堂,发放富有票,联络会党,并在清廷的新军中发展会员。经过不懈努力,当时自立会东至苏、皖,北达豫、陕,西及巴蜀,南贯两粤,而尤以两湖为盛,为发动武装起事联络了十几万人。“当唐才常活动于上海之时,林圭、傅慈祥等则着力在武汉经营,做军事发难的准备。林圭是自立会中的激进人物,其兴革时政的决心比唐才常更坚决。其人才识干练,人以‘豹子头’称之。林圭受毕永年影响较深,和孙中山的主张比较接近。”自立军先后成立中、前、后、左、右五军,均由林圭、秦力山、田邦璇、陈犹龙、沈荩等统之。五军之外,另有总会亲军、先锋营二军,共计七军,兵力约2万人。还有会党成员10多万人作为后援力量。唐才常担任自立军总粮台。中军为自立军本部,集结在武汉,统领为林圭(会中人称之为大帅)和傅慈祥,李炳寰为总文案。一场以时务学堂师生为主力的自立军起义即将揭竿而起。

1900年,已计划于8月9日举事的自立军因军费不继一再展期。而安徽大通的自立军前军在不知起义展期,事机又已泄露的情况下,统领秦力山便决定即时起事,一举占领大通,由于孤军奋战,几天后逐渐转为败局。8月21日晚,湖广总督张之洞派清兵包围了自立军总部宝顺里四号,逮捕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自立军将领,又在李慎堂逮捕了包括时务学堂学生在内的多名自立军负责人,并于8月22日深夜残酷地将他们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时年唐才常33岁,林圭尚未滿25岁。

谭嗣同是林圭在时务学堂最早接触的老师之一,也是林圭走向反清革命道路的第一位引领人,“林圭素仰慕谭嗣同之为人,谭亦甚器重之”,被恩师谭嗣同“常许为造世之雄”。最终,林圭追随先生,蹈锋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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