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工厂新闻网
ad

铁路工厂新闻网

你的位置:主页 > 莫旗新闻网 >

性玩具小君:山意冲寒欲放梅

旋乾转坤的“改革开放”已经度过了40春秋。“四十而不惑”。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前进方向,党和人民一起便不再折腾,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欢呼“一穷二白”,不再闭关锁国,禁锢思想,从此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迈向新时代,圆“两个一百年”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改革开放40年的重大意义,家喻户晓,这里就不必多说了,现在仅就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谈谈自己的一些切身体会。

我是南京人,青少年时期南京沦陷在倭寇之手,当过“小亡国奴”;后来日本投降,国民党政府物价飞涨,买一包盐巴也要一大捆“法币”;1949年南京解放,社会面貌大变,人际关系一夜之间变了样。我对比了敌占区、国统区、解放区三个社会,觉得成了“三朝元老”。

不过,我自1950年参加革命后,包袱就渐渐背上身了。当时知识分子有“三怕”:一怕人家说出身不好,成份不纯,天生落后;二怕人家说走“白专道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三怕人家说缺乏觉悟,不靠拢组织,不追求进步——因此思想沉闷,与同事里的党员接触,总是存有戒心,害怕打我的“小报告”。我这种精神状态,每回政治运动一来,往往成为“对象”,有时还居于“重点”,总是不断地“检讨”,深挖思想根源,老是联系那些比较负面的社会关系,翻来覆去地骂自己,总算没有被扣上任何“帽子”。有个干部告诉我:“使牛匠不愿杀牛”,因为我不管干哪样工作,总是出色地完成,三天干完的工作能半天干完;哪怕食堂缺乏装米的麻袋(那时是紧缺物资),我也能从废品站买来若干个。所以我尽管寡言少语,却得到不少领导的爱护。

我曾经帮助过安岳朝阳公社设计水库大坝,立下功劳。临走时公社杀了猪,公社书记赠送我几大块猪肉,两肩各挂一块,背上背一大块,颈子上又吊一块在胸口处,摇摇晃晃走几十里小路赶车回家,相当吃力——众人描述为“面带愁容心喜欢”(今人或谓之“累并快乐着”),可惜那时没有自拍器留下影像。

到了过春节的前夕,“甜城”内江几个糖果店早就排起长队,那里不用糖票就能买到甜品,而且数量不限。我和好友老郎选择了一家队伍最短的排上队,希望带点东西回家让妻室儿女获得一个惊喜。我俩从中午直排到太阳快落坡,才接近了柜台。那时我和老郎正在研究拱坝设计的改进方法,这种拱坝是安全度最高而且费用最省的坝型;但好多人不敢设计,因为光是计算工作便要干一年,太复杂了。我们两人立志攻克设计难关,首先想到图表化,其次是在数理上简化。我俩即利用排队时间不断提出种种设想。我提出一种“导数解法”,老郎提出的是“转角平衡法”,后来共同得到一种简便的办法,命名为“双联解法”,以纪念我们的友谊。这次排队居然奠定了我们新创6种解法的基础。快轮到我们买糖的时候,老郎向漂亮的女服务员要了两张包糖的土纸,赶快把研究成果记录下来。当疲惫的服务员问“只有一种‘杂糖’了,秤几斤?”我们后面一个老头子早就看在眼里,代替我们回答:“这是两个干大事的人,就讓他们一家秤四斤吧,事事如意,事事如意!”

1978年,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肯定下来,小平同志要复出了,两个“凡是”要取消了,我和老郎著的书也要出版了。接着的喜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倡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春风终于吹来了。

不久,高考恢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越来越响亮,工交战线活跃起来,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的春天”接踵而至,出版著作再也不是难题了,封面上的“编写组”也换成作者的署名了,从此我俩在水利厅就出了名——因为开了全厅出版专著的头一炮。老郎出身不好,夫妇长期分居两地,一个妹妹当了十几年老知青不得还乡……孰料改革开放一来,自贡市便把老郎调去当了局长,他的妻子和妹子都安排在自贡计委。他上任之日,还坐上敞篷车披红游街。水利厅长说,走了个老郎,不能让老冯再走啦,便把我全家团聚后的五口人在成都市上了户口。据说公安局对此很有意见,因为占的指标太多(那时物资供应全凭户口);还是省委宣传部出面做了解释,问题才了结。

再以后,什么票证都不要了,心里喜欢的事再也不用“面带愁容”了,过去出口转内销的稀奇货,这时普通商店都能买到。城市里汽车多了起来,我们当干部的每人出了五毛钱,大家集资给成都市修无轨电车,公交车上才不致人挤人。后来连私家车也上了街。农民开始出卖副业产品,再也不用藏藏掖掖,而是大大方方地把自留地里的瓜果鸡蛋拿到市场上卖钱。街头巷尾摆起了出售各种商品的摊摊,谓之“拴绳挂树”。如果僻街小巷忽然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那肯定又是一家新商铺开张。连不少文人也想着“下海”,常常傍晚出去摆摊赚点小钱。市场从来没有那样活跃过。私有财产受到真正的保护,再也不怕红卫兵闯进家门……

最让人高兴的是,小平同志提出了“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给知识分子脱掉了紧箍咒。从此再也不开展什么“运动”,各人准备好的《检讨书》压进了箱底。听说一位文人还出版了他的“检讨书”专集,厚厚的一本,这是改革开放以前不可想像的事情。我和老郎的第二本专著正式出版之日,大大方方地公开署名,大大方方地到出版社去拿稿费,不再提心吊胆。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给了我这个喜欢摇笔杆、爬格子的人许多投稿机会。有几年,我的稿费收入居然比工资少不了多少,成为全家收入的重要来源。

三生教育网

冯广宏作品

尽管我干的是水利科技,但我兴趣上却极端爱好文史。以前我每每于晚上业余时间悄悄研究古典,有一回被院长看见了,说我“不务正业”,怎么不看看技术书?但外文却不允许沾边,书记却又批评我怎么不学马列?其实马列的原版就是外文。当时有句话叫做“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就这样伸伸缩缩,思想上长期受到禁锢。改革开放像是打开了一扇文化闸门,浩浩荡荡的洪流,汹涌澎湃,冲破了好多禁区,所以三中全会以后,我便很积极地投入科普创作,走的是与众不同的科普路线,主要挖掘传统文化里的科学因素,曾经得到周孟璞、吴显奎、董仁威、童恩正等名家的鼓励,还参加了地方和中央的“科普协会”。后来我又堂而皇之地研究都江堰文化,发现里面有许多中华本土因素。就拿李冰事迹的考证来说,我采取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将古代文献与考古成果相配合,短期内便发现了许多新线索,推测出李冰60岁曾从四川调往延安地区(上郡),一直活到70岁;猜想李冰是三晋人。那时中共都江堰市委书记徐振汉告诉我,叶季壮说李冰是山西解州人,关云长是他的老乡。现在这些观点有许多得到学术界的认可。由于研究中涉及巴蜀古史,我又从头到尾把“开国何茫然”的蚕丛鱼凫梳理了一遍。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扇文化闸门一打开,我就像刘姥姥进入大观园,感到处处都充满了新奇,使我浑身充满活力。

在三星堆大发现的前夕,我与考古界人士有了交往。四川大学副教授林向带着考古专业学生在广汉月亮湾作调查时,我正好也在那里捡田边地角、满地堆积的黑色陶片,还找到一个鸟头勺柄,于是和林老师相结识。1986年三星堆两个宝坑出土大量青铜器,他很快把信息告诉我,还邀我参加历次考古研究会。我也不揣冒昧,对三星堆器物写了一系列考证文章,有些陆续在《文史杂志》上发表。2001年,成都金沙遗址也出土不少类似器物,其中有个金带子,上面刻着两条怪鱼,北京大学孙华教授称之为“鸟首鱼身金带”。我不大赞成,因为很长的鱼头鼻子是往上翘的,显然不是鸟头,应该是扬子江里产出的一种“象鼻鱼”,是中华鲟的一类,所以应该称作“双鲟金带”。成都考古队倒是赞成我这个说法。

我后来受王家祐馆员的鼓励,对失传的巴蜀文字感到兴趣。王大师在床底下翻到一本油印的摹绘本给我,令我如获至宝,捉摸了好几年,居然破译了好几个巴蜀字,喜不自禁。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中老年的我,这些小小成就,就完全会是一团泡影。

党的改革开放,让学术界生机盎然。比我高明得多的大方之家,成果自是车载斗量;但我的这些切身实际,亦能颇有说服力地表明40年改革开放的迫切性、必要性、关键性与正确性。这好比从一个水滴里照见了浩浩荡荡的洪涛巨浪。

*标题诗句引自杜甫《小至》。

ad
  • 游金地新闻网,莫旗新闻网,无锡新闻第一看点,元宝山新闻网,野三关新闻网,鞍山一中新闻网,汕头新闻网ad5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