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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魅帝:人艺人眼中的魅力周恩来

1963年的春天,北京人艺冒着一些风险,重新恢复上演了《茶馆》。周恩来在百忙当中,极力抢出时间观看《茶馆》的演出,这是对北京人艺创作勇气的“撑腰”,更是为整个国家文艺事业道路的积极“导航”。

周恩来是北京人艺的奠基人、创业者,更是良师益友,是他提议建立了第一个“全国专业话剧院”。曾任北京人艺编剧的梁秉堃在《史家胡同56号:我亲历的人艺往事》中回忆了周恩来与北京人艺的点点滴滴。以下为部分节选:

批评

1961年的夏天,剧院正在演出《雷雨》。几十年来一直支持曹禺这个代表作的周总理,再一次来看戏。新中国建立以后,优秀经典剧目《雷雨》是由北京人艺首演的,演员也全部换上了新的阵容——郑榕扮演周朴园;朱琳扮演鲁侍萍;吕恩扮演蘩漪;于是之扮演周萍;胡宗温扮演四凤;董行佶扮演周冲;李翔扮演鲁大海;沈默扮演鲁贵。周总理看戏休息途中,导演夏淳匆忙跑到后台来,告诉于是之:“多注意,总理对你的台词不满意,声音太小。”演出结束以后,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先来到后台,也对于是之说:“你要准备听取总理的批评。”接下来,周总理就来到了小休息室。大家落座以后,于是之心里很是紧张。然而,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周总理并没有一开口就批评于是之。他说:“你们都是善于演戏的了,都有一定的基本功训练,可以把戏演得很好,这次演出是因为赶任务而影响了戏的质量嘛!一图快,就往往不容易把人物刻画得深刻。我总觉得应该在质量上好好研究一下,别只为了赶任务而降低了质量。”

最后,周总理才把话题转到了于是之身上。他说:“是之,你的台词读的声音太轻,使观众听不清,不好。”同时,又很快扩展开来说:“一个演员在台上要做到‘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眼睛不要看观众,但是心里要有观众。眼睛老看着观众就忘了戏里的环境和人物关系,但是只顾自己的‘真实’,心里忘了观众,声音小得叫人听不见,也就没有了群众观点。是这样吗?”事后,周总理认真地对曹禺老院长说:“我是爱你们心切,所以要求苛刻一些!”

指导

1961年4月27日和28日,周总理两次来到首都剧场,观看艺术家欧阳予倩早年写出的作品《潘金莲》。并且在28日演出以后,还专门召开了座谈会。他邀请了剧作者、导演、演员、剧院领导人、戏曲界名家,以及中央文化部领导人来参加。

周总理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座谈会的主题,就是如何看待《潘金莲》这出戏,如何理解潘金莲这样一个人物。”接下来,他首先点名启发大家发言——

“方琯德,你是导演,先说说嘛。”

方琯德说:“潘金莲把武大杀死这一点很难解释,为了自己解放杀死丈夫,这总不是好事,很难让观众同情。”

周总理又请潘金莲的扮演者狄辛发言。

狄辛说:“潘金莲的所作所为是针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反击,只是没有选择到正确的道路,杀死一个无辜者求得个人解放是不对的。”

周总理对武松的扮演者田冲说:“你这个英雄人物,有什么看法?”

田冲说:“剧本是30多年以前写的,当时作者是企图表现妇女反抗封建压迫的思想,可是今天再看这个戏觉得有不足之处。”

周总理提高声音说:“我们请欧阳老谈谈吧。”

歐阳予倩点点头说:“1924年写戏的时候,我看到许多妇女受压迫,心中很悲愤,于是想写一出戏借以揭露当时的黑暗。我是唱花旦的,这才写了潘金莲。我自己演这个角色,周信芳演武松。那时候演戏不像今天,连台词都是一边演一边丰富补充的。演出中,我同情潘金莲;周信芳同情武松,就把他处理成英雄。我们各演各的戏,没有想到主题思想的问题。现在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戏的主题思想问题。这个戏究竟要说明什么?影响观众的又是什么?”

周总理停了一下说:“欧阳老说到当时写这个戏和演这个戏的思想活动,我是完全理解那种心情的。可是这个戏今天重新上演,就要考虑到对一些青年人的影响问题。潘金莲不是一个反封建的典型。张大户压迫潘金莲,她反抗是好的,值得同情。可是后来她变了,她杀了人,而这个人又是劳动人民,是一个老实的农民。潘金莲和西门庆的私通行为是走向堕落,这种行为就没有办法让我们同情了。如果潘金莲为了求解放,出走了,或者自杀了,当然会使人同情。劳动人民总是把同情放在被压迫妇女方面。我想,祝英台、白娘子这些人物,都没有杀人,没有堕落;茶花女也没有因为求得个人解放而危害别人;陈白露也没有杀人嘛,她救了‘小东西’,最后自己牺牲了,所以我们同情她。”

大家听着纷纷点头赞同。

周总理看了看欧阳老继续说:“欧阳老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对他的作品就要求得严格些。尽管《潘金莲》是1924年大革命时期写出来的作品,我们必须用今天的眼光重新认识一下。作为我这个后来者,见到剧中存在的问题,觉得还是应该向你提出来的。今天你说得很诚恳,我非常钦佩。你的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大好,一定要多多保重。”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严肃的、带有原则性的戏剧创作座谈会,在推心置腹、亲切温暖的气氛当中结束了。

座谈会后,剧院决定停演了《潘金莲》。

周总理又立即让秘书转来指示——这个戏的停演情况不必见报加以报道。同时,让秘书亲自登门去看望欧阳予倩,请他多加保重身体。

救戏

1958年老舍先生的新作《茶馆》正式在首都剧场演出了,而且受到戏剧界同行和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剧场售票处出现了“一票难求”的场面。

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文化部的一位领导人来到剧院,严厉批评北京人艺领导的“右倾”指导思想,在组织创作和演出当中,“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专家挂帅”。实际上,就是指责《茶馆》是“恋旧”作品,是为刚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唱挽歌”。为此,《茶馆》在连续上演59场、场场客满的红火情况下,被勒令停演打入了“冷宫”。

周总理大约是听到了什么关于《茶馆》停演的信息,1958年9月12日来首都剧场看《红旗飘飘》的时候,突然谈到的却是《茶馆》。周总理问身边的于是之说:“《茶馆》为什么不演了?”于是之一愣,没有敢说出其中的全部缘由。周总理明确地说:“请你转告党委书记,《茶馆》这个戏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嘛!”

后来,1963年的春天,剧院又趁着“新侨会议”和“广州创作座谈会”的春风,同时也是冒着一些风险,重新恢复上演了《茶馆》。

1963年7月7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特殊日子。那天的下午,周总理在马上就要登机外出的紧迫情况下,匆匆忙忙来到首都剧场,看了日场的《茶馆》。看完戏以后,由于时间紧迫,只是向导演焦菊隐和党委书记赵起扬说:“《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如果有点意见的话,只是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是不是往后放一点,现在写的是戊戌政变,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不过,这个意见不要向下传达,以免说不清楚耽误事情。……等我以后亲自和老舍先生商量好了。”

显然,周总理在百忙当中,极力抢出时间观看《茶馆》的演出,这本身就是对“大写十三年”(即当时由柯庆施提出的——不要天上的,不要地下的,只有写建国以后十三年的作品,才能算是社会主义文艺)错误理论的根本否定,也是对北京人艺创作勇气的“撑腰”,更是为整个国家文艺事业道路的积极“导航”。如果不是周总理及时有力的“出手”挽救,广大观众就根本无法欣赏到今天这享誉遐迩的优秀经典剧目《茶馆》了。(《中华儿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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