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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谷股吧:谈我国档案学研究方法的特点与不足

摘要:档案学的研究方法具有突出的多样性与全面性,超乎寻常的难度,高度的专业性,强调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具有国际性和学科之间的借鉴性。目前,中国档案学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还有很多,如定性研究、价值判断过多,实证研究较为缺乏;方法在前、概念炒作的现象很多,“方法主义”倾向严重;从经验总结式的认识方法到科学认识方法的过渡过程尚未彻底完成,过渡过程本身的自觉性不够;本位主义思维方式盛行;科学精神、科学研究方法的教育与培训严重不足,以及因理论水平和研究方法上的种种缺陷导致学术自信上的欠缺。从总体上看,档案学研究方法正从不成熟走向成熟。

关键词:档案学研究方法特点

Abstract:The research methods of archival sci? ence have outstanding diversity and comprehen? siveness, extraordinary difficulty and highly profes? sionalism. They emphasize the combination with social practice, and also have international and in? terdisciplinary reference.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many inadequacies in archival research methods in China. There are too many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value judgments, and there is a lack of empiri? cal research. There are many phenomena of the methods in the former and concept hype, and the"methodism" tends to be serious. The transition process from the cognitive method of experience summary form to the scientific cognitive method has not been completely completed, and the self - consciousness of the transition process it? self is not enough; the mode of thinking of the selfish departmentalism is prevalent; the educa? tion and training of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scientif? ic research methods are seriously inadequate.And various defects in theoretical levels and research methods lead to a lack of academic confidence. In general, archival research methods are moving from immature to mature.

Keywords:Archives; Research method; Charac? teristic

引言

任何學科的研究方法都由两个部分组成:通用的、与其他学科共有的研究方法和本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由这两部分共同组成的档案学研究方法从结构到内容都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源于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也源于其研究者们独特的科学研究过程、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历史过程,因此,必然形成独特的特点。档案学研究方法的特点,与档案学理论的特点相一致,同时更具有代表性和永恒意义。不过,中国档案学尚未达到成熟期(尽管有人说中国档案学是“天下第一”,但其不成熟是不容置疑的),在研究方法上的种种欠缺仍是比较突出的。对这些研究方法的纠错,于中国档案学的成熟与突破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一、档案学研究方法的特点

(一)突出的多样化,超乎寻常的研究难度

档案学研究的难度不在于任何局部的原因,档案学是因广度和本体的复杂性而产生难度。

第一,从广度上讲,档案无处不在。现今社会的各个行业、各个部门没有不需要形成、积累、管理与利用档案的,并且各行各业的档案工作都具有其特殊性。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它们有很大的相似性,统一按中国图书分类法排架即可。但档案学不称为“档案馆学”,因为除了档案馆外,它的研究对象还包括档案室和许多非典型档案机构,它们没有统一的分类模式,整体上比图书馆工作复杂得多。一个单位的档案工作研究起来并不算难,但全国各单位、各行业的档案工作加起来,要研究明白是不是很难呢?各个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很相似,但各个行业的档案管理却有很大的不同,其研究难度因此大大增加了。

从现象角度,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档案工作与图书馆工作在复杂程度上的差异。在这里只以分类为例:在图书分类上,一部《中国图书分类法》(基于知识本体的分类方案)就可以基本解决问题;而在档案分类上,《中国档案分类法》(基于实践本体的分类方案)则远远不能解决问题,它之下各行业甚至各单位需制订自己的分类方案,若将这些自上而下的全部分类方案合成一部完整的“中国档案分类法”,那将是极其复杂的,复杂到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从学理上说,透过现象看本质。但如果现象很复杂,很多样化,并具有掩饰倾向(档案活动中这种倾向很明显),导致了解的对象与事实之间具有较大的偏差,那么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

第二,从本体上讲,档案的本体是社会实践。只从档案本身出发是不够的,不研究、不了解社会实践,是不可能理解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要了解档案和档案工作,就必须了解它们所对应的社会实践活动。严格地说,档案工作就是这些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来源于本单位业务活动并为业务活动服务的那部分实践活动。因此,一个单位的档案工作者需要了解本单位的各项业务工作及其与档案工作的关系,要了解各项业务工作产生什么档案、需要利用什么档案以及怎样利用等多方面的情况。而以宏观档案工作为主要对象的理论研究工作者,他们所面对的社会实践范畴就更为广大了。

第三,中国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范畴大于西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范畴。目前世界各国的档案工作体制分为两种基本类型:集中制与分散制。其中,实行集中制的国家的档案工作紧密度较高、整体性较强,涵盖范畴较大。我国实行的集中统一的国家档案管理体制,虽然各系统、各单位的档案工作与国家档案工作整体的关系不尽一致,但整体的紧密度远高于西方国家的档案工作。因此,我国的档案学研究对象范畴包括各行各业的档案工作,远大于西方档案学的研究范畴(西方档案学往往以国家机关档案工作和历史档案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第四,世界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数字化、智慧化的兴起,一些全新的现象纷来沓至,这也加大了认识本质的难度。虽然说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信息化的问题,但档案与档案工作的信息化更复杂一些。如档案数字化远比图书数字化更难一些,档案信息化管理系统也远比图书管理系统复杂一些。

总之,档案学是一门学术难度较高的学科。它要求研究者要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实践积累、严谨的治学态度、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四者缺一不可。如果有人说档案学研究很容易,基本可以判定此人在档案学方面水平很低。

基于档案学研究的难度,中国档案学者应该树立两种意识:第一,要谦虚谨慎,树立“知不足而后勇”的意识。因为要想把档案学研究明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真正的明白人没有几个,我们不得不谦虚谨慎,我们不得不奋发努力;第二,要有学术自豪感。档案学实际上是一门极有深度的学科,一般而言,学术难度越大,它可能达到的高度也就越高,它给了研究者发展的无限可能性。一个高明的档案管理专家,很可能是一个通才、大才,他可以达到人们想象不到的高度。

关于档案学之难,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它存在着一个小與大的悖论——小学科与大学问(档案学是一个小学科,但它却需要大学问)。这种悖论有可能导致某种困境,我们在实践中常常能够感受到这种困境;也可能发现某种光明的前途,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也是通过艰苦努力可能达到的。

(二)高度的专业性(特殊性)

黑格尔指出:“方法就是逻辑内容的内在自我运动的形式之觉察”[1]。也就是说,不同的研究对象具有不同的“内容本性”,也即具有自己特殊的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因而也就具有不同于他物的特殊的性质、关系和发展规律,这一系列的“特殊”必然要求研究方法上的“特殊”,从而造成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不同和差异。

档案学研究对象具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研究对象的高度专业性,这也必然促使档案学研究方法具有自身的高度专业性、特殊性。我们可以通过对档案学与图书馆学进行比较,来加深理解。档案学与图书馆学是相近的学科,在管理方法方面,对这两个学科缺乏深刻了解的人,甚至认为它们很相似。但实际情况是:它们的相似是表面的,而它们的不同则深刻地、广泛地存在着。以分类方法为例,《中国档案分类法》与《中国图书分类法》的依据与内涵完全不同,分别表现了实践本体和知识本体;再比如,档案学有“全宗”的概念,而图书馆学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

目前学术界对档案学的高度专业性、特殊性认识还有所不足,甚至有些学者认为:“总体上,学者们认为‘至今为止没有形成档案学研究特有的研究方法’,档案学主要还是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发展档案学专门的研究方法,是档案学界的一个长期任务。”[2]关于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档案学研究不是没有自己的方法,如笔者在《谈档案学的研究方法的层次、体系与基本原则》[3]一文中所指出的,我们在长期档案学研究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些颇具特色的研究方法,这是具有必然性的,是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应有之义。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在方法论的研究上有所不足。

总之,档案学的理论、方法具有不可替代性,我们不可能找到一门其他学科来替代它的理论和方法,档案学是一门高度专业化的、独特的学科。

(三)强调全面、强调事实、强调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思维方式优势

档案无处不在,因此档案研究者的视野也应该是广阔的、全面的。从一个单位讲,这个单位的档案包括此单位党务、业务、行政、财务、基建、工会等方方面面,要管好这一单位的档案工作,必须有全局意识。比如分类,必须全面、完整地反映本单位的各方面的工作,必须有全局的眼光。再比如,中国档案分类法十分强调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有序性和开放性,全面地反映了党和国家方方面面的工作,充分反映了档案人全面的思维方式。

档案具有突出的事实记录特征,强调凭据性,强调实事求是,档案学研究者也因此具有突出的事实意识。在中国档案学中,“原始记录性”是公认的档案根本属性,凭据价值也是公认的最突出的档案价值,它们在档案学中具有极高的一致性,它充分反映了事实意识在档案人思维方式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它是档案人的基本价值观,甚至是档案人的基本“信仰”。

档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档案工作与人类社会各项实践活动紧密相关,所以档案学研究者也具有突出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意识。关于档案、档案工作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关系,笔者在《档案学本体论——兼谈档案学的根本原则》一文中曾给予较充分的论述:“档案学亦即档案事业的本体是人类实践活动,人类实践活动决定了档案事业的‘有’与‘是’,决定了它‘为什么存在’与‘怎样存在’。档案学本体论是社会实践本体论,由此导出了档案学乃至档案事业的根本原则——与人类实践活动的一致性。”[4]人类实践活动是档案事业的本体,这个本体作为事物的最终本性必然影响主体的认识,事实上,它是档案人世界观中的核心内涵。

(四)多学科、国际性的借鉴与移植

之所以形成这一特点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档案学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它需要借鉴和移植。档案学是一门对象存在面很宽的应用性学科,它不但需要所有基础学科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与移植,也需要一些与我们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密切相关学科(如法学、生物学、信息科学等)的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移植,这些借鉴与移植是必要的。第二,档案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决定了它需要借鉴和移植。在众多科学学科中,中国档案学是一门后起的年轻学科。年轻的学科向老学科、成熟的学科学习是必然的。事实上,我们一方面向西方(欧美与苏联)档案学学习和借鉴,另一方面也向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学科学习和借鉴。

档案学研究中对其他学科的借鉴与移植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深入的过程。目前,尽管仍有一些简单移植出现,但成熟的档案学研究者已脱离了这个阶段,他们的借鉴与移植已经与档案学自身的特殊性较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形成了具有本学科特色的理论与方法。而且,较为可喜的是,这种借鉴与移植已经开始有了反向的互动。虽然中国档案学与其他国家、其他学科相比,现在还不能全面地展示其先进性,但在部分领域,已经展示出其特有的先进性,档案学的某些方法和理论已经开始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如我们对档案史料的研究被历史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学者借鉴;再如笔者的古代科技档案与古代科技文献的研究,颇受科技史等学科研究者的重视。在国际档案学界,我们的一些研究也开始具有了一定的先进性,也具有了学术互动的条件,但我们对研究成果的推介尚有所不足。

二、目前中国档案学研究方法之不足

(一)定性研究过多的“思辨的学问”

档案学界目前存在着以言为据,定性研究、价值判断过多,事实依据严重不足,实证研究较为缺乏等方面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档案学之本。但是,现在某些档案学理论工作者有忘本之嫌。他们很少做社会调查,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较严重。有学者指出:“缺少实证研究、定量分析、数据的支持是我国档案学研究的主要问题”[5]。有学者做过统计:“中国档案学研究多采用定性描述、历史方法和逻辑推理,利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很少,近年来虽然也开始关注和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但从统计情况来看,只占全部论文的10%~20%”。[6]第二,档案学界的定性研究多属于“定性描述”。需要指出的是,定性描述不等于定性研究,或者说它只是低层次的定性研究,因为定性研究也是需要以事实为依据的,而定性描述则是缺乏事实依据的。中国档案学研究的最大缺陷不是定性与定量之争,而是出现了许多空口说白话、不以事实为依据的现象。第三,从定性研究的实证基础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定性研究也是缺乏实证基础的。事实不充分、不准确、不全面,问卷调查不规范、不科学、不够全面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使得定性研究的实证基础不够扎实,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难以达成有机结合。因此,档案学研究方法要从“思辨的学问”向“客观的学问”过渡。

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7]。马克思明确了研究方法的三个环节与要素:一是要充分地占有材料,包括社会存在的现实的、历史的材料;二是要分析所有材料的各种发展形式;三是要努力寻求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经过这三个主要环节,才能得出“观念上反映出来”的理论结论。但我们很多理论叙述并没有在这三个主要环节上付出艰苦的努力。档案学研究中定性的语言过多,而事实依据或者空缺、或者数据量不够,没有做到马克思所说的“充分地占有材料”。

(二)“方法主义”倾向比较严重

对新理论方法生搬硬套,方法在前而不是问题在前的现象等还很多,不成功的移植仍然较普遍,“方法主义”倾向比较严重。

为使用方法而使用方法,把严肃的科学研究变成了方法“习作”和“炫技”,使得很多研究只是“半成品”,一些研究者甚至对于自己所得出的结果都无从解释,缺乏学术研究所需要的因果推断以及进一步的理论建构。方法至上的倾向不仅忽视了研究的思想性意义,同时也背离了研究方法的真正价值,其本质是一种“方法论危机”。这类文章“保鲜期”很短,永久价值更无从谈起。

对方法的重视决不意味着给予某一(些)方法以一成不变的绝对性的地位,比如“来源原则”,它曾经在传统时代档案馆工作中具有统治性地位,但在信息化时代我们应该有所改变了。

此外,当今档案学理论研究中还存在档案学研究与实践脱节的問题,从理论到理论、从方法到方法,是一些档案学研究者严重的档案学研究方法的缺失。这种缺失不仅与研究者方法能力有关,也与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学风有关。

(三)尚未很好地完成从经验总结式认识方法向科学认识方法的过渡

目前看来,档案学界从经验总结式认识方法到科学认识方法的过渡过程尚未彻底完成,过渡过程本身的自觉性不够。

国内很多学科就经历了较明确的实证研究方法和阐述主义方法的洗礼,而我们似乎并没有有意识地经历这个过程,原始的直观、猜测、思辨的研究方法仍然具有一定市场,规范地运用实证主义等方法解决档案学问题的案例还极为少见。因此,“让数据与事实说话,让空谈走开”这样的口号是应该喊一喊的,“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口号也是应该喊一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主义精神、人文主义精神都应该在中国档案学界入脑入心。在中国档案学界倡导科学的、规范的研究方法,不仅必要,而且具有紧迫性。

中国档案学产生之初,经验总结式的认识方式曾占据主导地位。而从这种较落后的方法向先进的科学认识方法过渡,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必然过程。但在中国档案学科,这个过程并没有完成。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自觉认识,没有一个倡导科学认识方法的“运动”;二是研究队伍的素质有欠缺,很多研究者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研究方法不规范,甚至很多人不懂得什么是科学认识方法,缺乏学术规范意识和科学态度的现象较为普遍。甚至这种情况在“专业”的档案学研究者中也大量存在,更遑论非专业的学术爱好者了。

(四)本位主义思维方式盛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档案是在人类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事物,它需要档案学研究者具有全面看待问题的眼光,但这一点是不易做到的。长期职业生涯伴生出来的本位意识是很顽固的,不经意间会渗透出来。如档案界高层人士中普遍存在的“档案馆思维”就是一例,对基层档案工作实践的长期忽视造成的结果是可怕的。

档案学研究方法,实际上因具体研究对象不同,可以区分为两个范畴:档案管理的研究方法和档案理论的研究方法。它们有联系,也有区别。一般来说,通用性的研究方法,既可以用来研究档案学,也可以用来研究档案;而专门性的研究方法,如全宗理论、档案编研学,则是用来研究档案管理及档案的。我们可以笼统地将它们称之为档案学研究方法。但一般地说,档案实务工作者和档案理论研究工作者对两者是有所偏重的,档案实务工作者偏重于档案管理的研究,档案理论研究工作者偏重档案理论的研究,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偏重不等于偏废,没有两者很好的结合,档案学研究就是有缺陷的。前者要读得懂理论,后者要紧密结合实践,档案学才能变得成熟、适用、有高度、有深度。

(五)科学精神、科学研究方法的教育与培训严重不足,基本功不扎实

科学方法根植于科学精神与科学素养,加强科学精神与科学素养是提升档案学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径。美国生物伦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格林内尔曾说过:“大部分人学习‘科学方法’,而不学习科学态度。然而,科学方法只是一个理想的建构,科学态度才是人们观察世界的方法。从事科学研究可以采用许多种不同的方法,但是使这些方法能够称为科学方法的,则是依据它们是否被科学共同体所接受。”[8]

对于档案学研究方法问题,档案学界已有了一些研究。前辈学者如吴宝康、林清澄等,我的同辈学者陈永生、赵爱国、陈忠海等,做了许多这方面的工作。但毋庸讳言,目前工作还做得不够,研究还不成熟,至少要尽快建立起“档案学研究法”学科体系,尽快给学生们开出比较像样、较专业的“档案学研究法”课程。

目前,有些学校开设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课程,但开课院校数量较少,内容针对性不强。根据黄新荣、吴建华的统计,开设相关课程的院校仅占所调查的20所高校中的30%[9]。个别学校开设了“档案学研究方法”方面的课程,如上海交通大学情报所开设“档案学理论与方法”课程,但水平与专业化程度也不高。

无论什么人,要成为地道的档案学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档案学基本原理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学习与训练。即使是天才,也要在接受了既有的档案学方法或自创一套卓越的档案学方法后,才能成为真正的档案学家。没有越过这一关,就是不成熟的档案学研究者。

科学精神,是从事科学研究必须具有的基本品质。它包括优良传统、认知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等几个方面,其关键点在于实事求是精神与科学方法能力的养成,这两点缺一不可。

(六)学术方法的种种缺陷导致学术自信的欠缺

关于档案学的学术自信乃至学术尊严问题,中国档案学界曾多有涉及。胡鸿杰教授及其博士高大伟、王广宇曾多次撰文论及这一问题。胡鸿杰教授曾说到:“‘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一套科学理论……没有发展出以数学做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这就造成了我国档案学在形成之初即存在一些不足。”[10]他在这里提到的“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和“没有发展出以数学做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说的都是研究方法问题。而王广宇博士在谈到学术自尊时说道:“中国档案学科最大的‘失范’在于学科方法与体系建构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與其他学科之间存在一定差距。”[11]真正的学术自信主要来源于理论与方法的成熟与自信,档案学界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不足必然导致学术自信上的欠缺。中国的档案学,一方面属于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成熟(需坚决反对类似“档案学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之类的说法);另一方面,档案学研究方法的成熟度还有所不足,方法论方面的自觉性还有所欠缺。因此,要继续提升中国档案学的理论水平和研究方法的成熟度,同时还要有意识地、自觉地加以总结、宣传,加强这方面的著述与培训,在理论上和研究人员素质上解决学术自信问题。

总的说来,目前中国档案学研究方法虽然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其研究方法具有突出的多样性与全面性、超乎寻常的研究难度,高度的专业性、特殊性,强调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具有国际性和学科之间的借鉴性,同时理论与方法的成熟度亦在不断提升。我们有理由拥有越来越强的学术自信。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61.

[2]黄新荣,吴建华.加强档案学研究生研究方法教育的思考[J].档案学通讯,2012(2):63.

[3]丁海斌.谈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层次、体系与基本原则[J].北京档案,2019(3):5-9.

[4]丁海斌.档案学本体论——兼谈档案学的根本原则[J].档案学通讯,2015(6):14-19.

[5]黄新荣,吴建华.加强档案学研究生研究方法教育的思考[J].档案学通讯,2012(2):63.

[6]朱玉媛,周璐.中外档案学研究特点之比较[J].档案学通讯,2009(5):35.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M]. 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22.

[8]劳伦斯·纽曼.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M].5版.郝大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4-16.

[9]黄新荣,吴建华.加强档案学研究生研究方法教育的思考[J].档案学通讯,2012(2):63.

[10]胡鸿杰.论中国档案学的学术尊严[J].档案学通讯,2005(5):7.

[11]王广宇.中国档案学尊严的解读与实现[J].档案学通讯,2010(1):12.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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