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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正网放心购物:先秦两汉人的“方外”意识

提要:“方”字的本意是“并”,其字形似并在一起的两只船,字义可能由于测绘工具“矩”而引申为方形、方向。而“方内”和“方外”则是人们世界认知中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所在。“鬼方”是商周时期对西北地区部落的称谓,这一称谓的意思应当是“众鬼聚居之地”,这多少与“方外”为鬼神居住之地的观念有关。先秦两汉时期对西北地方居住的部落的称谓还有昆夷、猃狁、獯鬻、匈奴,以及王莽改称的“降奴”等,而称谓的改变折射出的是时人对“方外”世界认知的转变过程。

关键词:方外;规矩;鬼方;降奴;北方;鬼物

一、“方”与“方外”

《说文解字•方部》:“方,并舟也,象两舟省总头形”,是说“方”为象形字,象两只并在一起的船。段玉裁也认为“并船”是“方”字的本意,后来引申为“比方”,如“子贡方人也”,又引申之为方圆,为方正,为方向。另外“方”字也假借为“旁”,意思是“大”;又假借为“甫”,例如“方之,方有之也”。1显然,许慎主要说的是“方”字字形的来源,却没有讨论字义的来源。段玉裁认为“方”的字义都来自于“引申”和“假借”。而在“方”字的诸多意涵中,方圆、方正、方向是大致相同的一组,本文要讨论的“方位”之“方”的意涵,就是从方圆、方正之方而来的,但问题是,“方”的这一字义究竟是如何引申而来的呢?

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无规矩不成方圆”的说法,例如《礼记•经解》说:“绳墨诚陈,不可欺以曲直;规矩诚设,不可欺以方圆”。2《韩非子•奸劫弑臣》说:“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王尔不能以成方圆”。3《吕氏春秋•自知》也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4而《周脾算经》引商高之言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所谓“方出于矩”,或可理解为“方”这种形状是由“矩”绘制的;然亦可理解为“方”是由两“矩”并在一起形成的图形。例如《周脾算经》提到矩的使用方式时就说:“平矩以正绳,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5所谓“合矩以为方”就是说将两件相同的矩合并在一起就可以得到方的形状。联系前引《说文解字》所谓“方,并舟也”的说法,方的“方形”意涵之由来就不难理解了。

另外,“方外”语汇的所指应当就是来自于方形。尹湾汉墓出土简牍有“博局图”,图正中的方格内有相较余字为大的“方”字,1学者们自然将其同《西京杂记》卷四所载许博昌六博口诀联系起来。许氏口诀有两说,一说为“方畔揭道张,张畔揭道方。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一为“张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张。张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张”,口诀中的“方”指的应当就是图中的方格。黄儒宣曾将现在能见到的主要博局图进行了精致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只尹湾汉简书写有“方”字,但几乎所有的博局图中央都有一方格。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博局图来源于古人的宇宙观念。2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博局图中的“方”的含义,是否与方位有关呢?是否可以说,方框内部就是“方内”,而外部就是“方外”呢?应当来说这样的推测是可能的,这个图式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形象地认知先秦两汉人心目中“方内”和“方外”的相对位置关系。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当明其罪,能使信服之”。3从马融的说法可知,四裔在九州之外更远的地方;而贾逵的“去王城四千里”说可能来自于五服说,荒服距离王畿两千里到两千五百里,四裔当更在荒服之外了。另外,汉文帝在诏书中也将“方外”和“四荒之外”并称,但特指的是当时对汉王朝威胁最大的匈奴地区:“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4是知在文帝看来,无论是“方外”还是“四荒之外”,都是汉朝的“德”,或者说是行政统治无法顺利推行的地方。而之所以说“方外”不为人们真正所认知,是因为在人们意识中这些地方是鬼神物怪的居住地,相关问题在本文的第二节中将详细述及。5

还应当提及的是,在庄子“游方之外”的思想影响下,与“世俗”对立,产生了另外一个系统的“方外”。这一“方外”在魏晋南北朝以后具有更大的影响。例如,阮籍被认为是“方外之士”;6桓温说谢奕是他的“方外司马”。7再后来,遂以“方外之士”称呼和尚道士等出家之人,以“方外之交”称呼士人与和尚道士非世俗的往来。然细思庄子所谓的“游方之外”思想,与之相对的“世俗”应当就是前引博局图方框之内的世界,只不过庄子所向往的“方外”不是边远荒蛮之地,而是一个更为理想的世界。或许正因为这一理想世界与宗教结合,就有了魏晋之后的“方外”观念。而至于《周易•坤卦》所谓的“敬以直内,义以方外”,1后来成为“圆内方外”的修身思想的“方外”,则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意思了。

二、“鬼方”称谓的思想背景

商周时人常以“某方”称居住在周边地区且与他们有所往来的部落,例如著名的“鬼方”,以及土方、吕方、苦方、龙方、马方、蜀方、盂方、羌方等。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一文中认为“鬼方之地,实由宗周之西而包其东北”,并详细论述道:“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西自汧、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猃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国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综上诸称观之,则曰戎、曰狄者,皆中国人所加之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曰猃狁、曰胡、曰匈奴者,乃其本名。而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亦为中国所附加。”2王国维还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鬼方之名,原应作“畏方”,“畏”与“远”同意,汉人用隶书写定经籍时,改“畏方”为“鬼方”。按王氏的说法,“鬼方”是本名,又说“鬼”为“畏”为“远”,然细思之则可发现,当地人没有称呼自己为“远方”的道理,“鬼方”名应也是“中国人”所加的。而混夷、獯鬻、猃狁、胡、匈奴为本名的说法则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可能确实来自音译。3

而本文关心的是鬼方的“鬼”字究属何意。按照王国维的说法,此字原为“畏”字,意思是“远”;汉代人隶定为“鬼”字,然汉人用这样一个字描述历史上存在的民族的用意何在呢?本文推测这可能和留存在汉代人意识中的“方外”,尤其是西北方向为众鬼居住地有关。

在汉代早期的观念中,“冥界”思想尚未如后世那样定型,鬼不一定就生活在“黄泉”或者地下,后来盛极一时的“死人去泰山”的观念还只是在特定地域及人群中流行。而有一种冥界观念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那就是认为鬼生活在“四边之外”,例如王充在《论衡•订鬼》中说:

一曰:鬼者、物也,与人无异。天地之间,有鬼之物,常在四边之外,时往来中国,与人杂则,凶恶之类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见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鸟兽,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鸟兽者。故凶祸之家,或见蜚尸,或见走凶,或见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谓之鬼,或谓之凶,或谓之魅,或谓之魑,皆生存实有,非虚无象类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间家人且凶,见流光集其室,或见其形若鸟之状,时流人堂室,察其不谓若鸟兽矣。夫物有形则能食,能食则便利。便利有验,则形体有实矣。《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御魑魅。”《山海经》曰:“北方有鬼国。”4

王充所谓的“一曰”,是引述当时人的看法,则知此种看法在汉代也是颇流行的。但应当注意的是,王充在这里提到的“鬼”其实是“凶物”,而非人死为鬼之鬼。王充认为“凶物”同样为天地所生,就像有些人的模样和鸟兽类似,有些鸟兽也具有人的样子;具有人的形状的鸟兽有时被称为“鬼”,有时被称为“凶物”,有时也被称为“魑魅”,有实在的身体,或许也可以带来实在的伤害。1之所以强调“有形”,或者是要与当时更为普遍人死为鬼无形的认知作对比。不难想到,王充关于这类鬼物的思想来源应当就是《山海经》中的相关神话。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山海经》神话起源于西北地区,在战国两汉时代传播至楚地以及齐地东部沿海地区,其影响范围和深度实难断定,但为当时相当部分人接受应当是没有问题的。2

在王充为论证鬼物常在四边之外而举出的几条证据中,“投之四裔,以御魑魅”也见于《尚书》和《史记》,据《史记•五帝本纪》:

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恶忠,崇饰恶言,天下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言语,天下谓之梼杌。此三族世忧之,至于尧舜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3

大意是舜帝将有大恶的家族迁移流放到四裔之地,让他们抵御魑魅,这段文字背后当另有实际的政治寓意,此处不予深入讨论。而关于四裔之地前文已有论述,而这里的魑魅也就是鬼物,也就是说,或许在某一时段人们确实相信方外四裔生活着魑魅、鬼物,可能会对中原地区的人们带来某种威胁。4另外,《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回答楚庄王“问鼎”时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杜预正义云“百物”也就是“鬼神百物”。5到李贤为《后汉书》作注提到这段话的时候将其转译为“夏禹之时,令远方图画山川奇异之物,使九州之牧贡金铸鼎以象之,令人知鬼神百物之形状而备之,故人入山林川泽,魑魅罔两莫能逢之。”6则知所谓魑魅,其实也就是鬼物,而这种观念对古人的思想中也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此外,《史记正义》引裴矩《西域记》描述当时人们对西北沙漠、戈壁地区印象的时候也提到了魑魅:“以其地道路恶,人畜即不约行,曾有人于碛内时闻人唤声,不见形,亦有歌哭声,数失人,瞬息之间不知所在,由此数有死亡。盖

魑魅魍魉也。”7知南北朝隋唐时代人们对“方外”的想象中仍有“鬼物”活动。至于《大唐西域记》“侈陈灵异”(四库提要语),乃至明清之后盛行于民间的《西游记》多神魔鬼怪,大抵都可视为这种“方外”意识的流变。

再者,《楚辞•招魂》有对四方恶劣环境的描述,也提到四方多有鬼怪,例如说东方有“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南方有“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西方有千里流沙,而且有“赤蚁若象,玄蜂若壶”;北方有“增冰峨峨,飞雪千里”,另外天上、地下也都有各种鬼怪。8《招魂》的本意是告知亡魂不要远走,而应该返回故居,并以“高堂邃宇”、“层台累榭”,以及“二八侍宿”、“九侯淑女”等相诱惑。这一仪式大概与《礼记》中记载的“复礼”有关,即在人死之后不久进行某些仪式请求人的魂魄归来,例如《礼记•礼运》说“及其死也,升屋而号,告曰:‘皋!某复’。”9宋玉的《招魂》大概与“皋!某复”的用意相同,只是描述多有夸张的成分,而这背后包含着人们对远方的恐惧情绪,则是应当引起注意的。

而在人们的意识中,“方外”之地尤其以西北方向最为险恶,例如前引《论衡》提到“北方有鬼国”,据《海内北经》载:“鬼国在贰负之尸北,为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贰负神在其东,为物人面蛇身”,此国的“物”具有人的面容但仅有一目,袁珂认为即《海外北经》的“一目国”,并且认为贰负神所杀死的窫窳也是“人面蛇身”,并推测两者均是天神。1

《论衡•订鬼》还引用了另外一段据说出自《山海经》的材料:“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乃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2大致相同的记述也见于蔡邕《独断》及应劭《风俗通义》,3但不见于今本《山海经》,推测应属古本《山海经》轶文。王充说万鬼出入的鬼门在沧海之中,没有提及方位,而在《乱龙》中又说“上古之人,有神荼、郁垒者,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4则度朔山在东海之中,而山以“朔”为名,是地理位置在偏北方亦未可知。而鬼门在度朔山的东北方,后世之风水学中也以东北为鬼门,两者恐怕并非仅仅是巧合。

另外,《山海经•大荒北经》中带来旱灾的鬼神“女魃”就居住在北方:

有系昆之山者……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乱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5

从《山海经》以及《淮南子•地形》的相关记载来看,赤水是位于北方的一条河流,女魃则是被流放到赤水更北的地方。另外,驱逐女魃的咒语是“神北行”,也是请求她回归原本在北方的居所。

而史籍中也有关于人们死后头朝向北方的记载,例如《礼记•礼运》说:“死者北首,生者南乡。”《礼记•檀弓下》也说:“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达礼也,之幽之故也。”6《孔子家语•问礼》也说:“故生者南向,死者北首,皆从其初也。”7然考古发掘的结果却证实此说可能未必,例如秦人的墓葬多西首,二里头墓葬虽朝北者多,然亦有相当一部分西首,而商王大墓的朝向也不一定。8所以“死者北首”很可能只是一种理想的情况,是当时知识阶层出于某种理念所作的设计。但同时也不能否认,这种设计背后应当也包含着对北方为幽冥之地的认知。

再者,“九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意思是墓地,应当是当时人观念中的幽冥之界,《礼记•檀弓下》记载:“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谁与归?’”同样在《檀弓下》又有“九京”之说:“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9“九京”被认为是“九原”之讹,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正是“九原”与“黄泉”结合,才有了后来“九1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11页。只是无论“人面一目”,还是“人面蛇身”,在《山海经》的诸多物怪之中并不能说有何特异之处,王充怕也只是以“鬼国”为例讨论“订鬼”的问题,这是我们不得不明确交代的。

2黄晖:《论衡校释》,第936页。

3《风俗通义》云:“谨按:《黄帝书》:‘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章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縳以苇索,执以食虎。’”此《黄帝书》当是流行于东汉时期,与《山海经》类似的著作;而同样的内容王充以为出自《山海经》,《史记集解》认为出自《海外经》,未知孰是。

4黄晖:《论衡校释》,第699页。

5袁珂:《山海经校注》,第430页。

6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21,《礼运第九•礼运》,第1415页;《礼记正义》卷9,《檀弓下第四•檀弓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302页。

7 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27页。

8 相关考古报道见社科院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徐家桥郭家庄商代墓葬》,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周原博物馆:《周原遗址刘家墓地西周墓葬的清理》,《文博》,2007年4期;周原博物馆:《1996年扶风黄堆老堡子西周墓清理简报》,《文物》,2005年第4期。宋镇豪认为墓葬朝向因地区性、群体性、族类,以及鬼魂的善恶而有所不同,见氏著:《中国上古时代的丧葬礼俗》,载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编:《中国文明探源工程文集社会与精神文化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32—847页。

9郑玄注,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10,《檀弓下第四•檀弓下》,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315、1316页。泉”的观念,同样指的是人死后要去的幽冥世界。1然而奇怪的是,最早赵国人在北方新占领的地区设郡,并称之为“九原”,此后秦人及西汉人又沿用旧称,这一称呼是否与当时人们北方为冥界的信仰有关,就不得而知了。2后来汉武帝似颇觉此名不雅,遂改“九原”为“五原”。3只是这种猜测是否能够成立,还需要更多史料的支撑。

至于将方外作为鬼物居住地,但是特别强调西、北方的原因,可能和太阳自东南升起,至西北落下有关。例如《楚辞•天问》就说“日安不到,烛龙何照”,王逸注释云“天之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也。”4太阳在西、北落下,是以在人们意识中这两个方位也就和黑暗联系起来。《庄子•逍遥游》里的“北冥”之说,怕也是由此而来的。而在阴阳观念盛行之后,鬼物属阴,自然就与这一方向搭配在一起。另外,西、北地区常有强梁的少数族部落崛起,对中原政权构成威胁,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恐慌和沉重的负担,恐怕也是人们刻意丑化这一地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从“鬼方”到“降奴”

——方外意识的转变

从整体上来看,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于“方外”保持着相当遥远的心理距离,并将其视为鬼魅物怪的居住地;尤其是对中原政权构成挑战的西、北地域,丑化多于理性认知。这种社会意识形成于十分久远的历史时期,并一直存留在人们心底深处,时时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认识的提升和交流的增多,人们的意识也在发生改变,尤其是上层统治阶级和知识阶层,出于政治的需要开始更多理性地思考处理“方外”问题。汉代自文帝开始,试图将“德”散布到“方外”地区,例如汉文帝在与匈奴和亲的诏书中说:

朕既不明,不能远德,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二者之咎,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5在这段诏书中3次提到了“德”的问题,可见文帝的个人追求以及这一时代的政治风气,而所谓“远德”指的是将汉朝的“德”流布到边远之地,以感化那里的人们。虽然诏书中体现的文帝的“远德”追求只是为了粉饰被迫和亲的无奈之举,但这种理念却逐渐为后来者继承。至武帝时代,在国家实力增强的背景之下,人们对于“远德方外”的追求更为强烈,汉武帝在即位之后的第一次贤良对策中就向董仲舒提出了如何将“德”传播于“四海”和“方外”的问题:

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宓方外,延及群生?6

是知与文帝类似,汉武帝的行政的“大政方针”也在于“德润四海”、使汉的德泽“施宓方外”。而针对汉武帝的提问,董仲舒给出了“更化”的对策,认为遵循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就可以做到“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了。董仲舒强调统治者首先要做到自身“德”的强大,然后以之感化民众和“方外”,应当说这一思想符合儒家的一贯追求。7另外,董仲舒还主张“王者爱及四夷”,其实也是以“德”感化四夷的一种1 萧登福:《先秦两汉冥界及神仙思想探源》,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第21—22页。

2九原郡为赵国人所设置之材料见于《水经注》卷3,《河水》引《竹书纪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又命将军大夫适子戍吏,皆貉服矣”,也就是说早在秦人占领以前此地就被赵人称为“九原”。然《左传》中的“九原”原就在赵地,赵人恐怕是以旧地名称呼新地。相关研究可参见史念海:《论秦九原郡始置的年代》,《河山集》(第7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6—384页;陈仓:《战国九原郡补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辑;另参辛德勇:《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文史》,2006年1期。

3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载:“五原郡,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9页)。

4 汪兴祖:《楚辞补注》,第93页。

5 司马迁:《史记》卷10,《文帝本纪》,第431页。

6班固:《汉书》卷56,《董仲舒传》,第2497页。有关董仲舒对策的年代可参见岳庆平:《董仲舒对策年代辨》,《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7有学者指出,董仲舒的社会政治思想里吸收与发挥了黄老的“刑德”思想,主张两手并用,而已仁义教化为根本,见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99页;另见李玉洁:《董仲舒的德治思想》,《孔子研究》,2002年3期。

具体体现。1虽然汉武帝之后的对外政策,尤其是针对匈奴的政策并没有采用董仲舒的对策,但董仲舒思想却不乏追求者。盐铁会议中“文学”说:“春秋‘王者无敌。’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宾服,莫敢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车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泽。蛮、貊异国,重译自至。”2这种思想强调有德就可以感化蛮夷之国,应当就是董仲舒思想的延续。

另外,淮南王刘安也曾给武帝上书,对当时武帝经营南越的问题提出意见,其中也涉及了当时知识阶层对方外问题的看法。例如淮南王说:“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又说:

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蔬为囿,江海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向应。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3

刘安提到的“四海”、“九州”、“八蔬”、“江海”等都可以理解为方内,而南越则是所谓的“方外之地”,有关汉武帝时代早期人们心目中的方内和方外的地理位置,在这则上书中有着极好的说明。另外,刘安也强调对于方外之地应当采取“怀”的措施,也就是以德感化,这与董仲舒的思想极为类似。

然而,与要求以“德”感化“方外”不同的是,武帝时期的群臣要求“填抚方外”、“并方外”、“拒敌方外”的思想也十分强烈,也就是以武力对抗来自周边族群的挑战,而且整个汉武帝时代的“对外政策”也可以说是沿着这一思路在推进。武帝的“对外政策”,尤其是针对匈奴的军事活动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防御为主,是受到普遍肯定的,争议比较大的是武帝后期在西域和匈奴地区的军事活动。陈苏镇曾考察武帝后期对西域的政策,认为武帝的主要军事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政治效果,将汉朝拨乱反正的事业推向极盛之顶点。而要达到这一效果,就要实现对西域地区的控制,而要保证对西域各国的控制,保持西域道路的持久畅通,只有彻底征服匈奴一个办法,所以太初至政和年间对匈奴的用兵就是出于这一目的而发动的。4这一看法是深为本文认同的。

然而随着商丘成、马通无功而返,李广利投降匈奴,武帝的这一战略目的并没有实现,而巫蛊之乱的严重后果也迫使武帝对以往的政策作出调整。但是此后由于匈奴内部的分裂及其他原因,汉对匈奴的实力对比逐渐发生转变,当然这一改变也影响着社会意识的变迁。在这一背景影响之下,王莽时代对于“方外”的思想更倾向于征服和吞灭,试图把周边不服从的地区全部纳入中央政府的实际统治范围。其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王莽曾派遣五威将出巡四方:

五威将乘乾文车,驾坤六马,背负鷩鸟之毛,服饰甚伟。每一将各置左右前后中帅,凡五帅。衣冠车服驾马,各如其方面色数。将持节,称太一之使;帅持幢,称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馀;南出者,隃徼外,历益州,贬句町王为侯;西出者,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单于印,改汉印文,去“玺”曰“章”。 5

王莽所谓的“四表”可以理解为当时能够抵达的四方的极致,包括了西汉及以前人们认知的“方外”,例如匈奴以及玄菟、乐浪、高句骊等。“化四表”或者说“光被四表”,是传说中三皇、帝尧、舜时代的丰功伟绩,王莽此举恐怕也有模仿上古帝王的含义在。但王莽的使者把方外地区的王改为侯,把玺改为章,显然有把这些地区真正纳入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的含义,比上古帝王应该是更加向前了一步,向着真正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目标前进了。

始建国前四年可以说是王莽事业达到顶峰的时期,班固评价他“志方盛,以为四夷不足吞灭”,是对王莽此时心态的极好描述。然此后不久,王莽对匈奴的政策遭受抵制,双方矛盾日益激化。而王莽似乎下定了决心以军事行动彻底解决匈奴问题,于始建国二年(10年)十二月,“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随后开始对匈奴的军事征伐活动,并发布诏书说:“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背畔四条,侵犯西域,延及边垂,为元元害,罪当夷灭。”1是知王莽的战略目标是“夷灭”匈奴。而把匈奴改为“降奴”,可以看作是王莽大规模更改变地名的一个典型的例证,这一改变的思想背景应当是当时颇为盛行的压胜巫术,与之类似的还有改高句骊为“下句骊”等。而与更改其他地名不同的是,王莽最终目的是要将这匈奴和高句骊纳入自己帝国的版图之中。他所期待自己统治的“天下”包含了前代认知的“方外”地区,并不承认自己建立的帝国里还有不服从统治的地区。

实际上,自昭君出塞起,汉与匈奴有60多年的和平时期,史载“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2而随着交往的增加,西汉中后期的人们已经很少把“方外”当成是鬼物居住的地方,人们对当地的人群和政权都有了更多的了解,至元帝时期汉民中甚至出现了“匈奴中乐”的想法,汉人“越塞”进入匈奴地区生活可能已经比较普遍,所以王莽“四条”中第一条就是“中国人亡入匈奴者……皆不得受。”而汉人和匈奴人的结亲生子也是值得留意的现象。3再加上匈奴实力已不如先前强大,在这种情形之下,像王莽这样的帝王准备彻底消泯“方内”与“方外”的界限,真正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理想,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王莽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随之引起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但作为中原地区的最高统治者,王莽试图消泯“方内”、“方外”的界限,并构建和平统一帝国的愿望和追求是不容忽视的。

四、结论

“方”的字形来源于并在一起的船,而字义来源于古老的绘图工具矩;而“方外”指的是中央政府统治无法抵达的地方。“鬼方”一词起源甚早,其最初之含义或许就是王国维所说的“远方”之意。但这个词被汉人隶定之后具有了“众鬼聚居之地”的意思,这与时人将“方外”尤其是西方和北方当作是幽冥之地的意识有关。若深入追究,可以发现这一观念可能来自太阳东南升、西北落的自然现象,当然也包含了中原地区人们对西、北方向强梁民族的恐惧印象。而随着汉代人对远方世界的探索的深入,人们对于“方外”的看法也经历了较大的转变,从最初的认作是鬼怪聚居之地而刻意丑化,到希望将王朝的“德”流布于斯,再到王莽时代的压胜与强服,其中折射的“方外”意识的转变,是关注先秦两汉问题不能不予以充分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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