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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童贞男:我在“学部”的五载岁月

“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地处北京东城前清进士会试的“贡院”原址之上。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有幸在这个我国最高的社会科学殿堂工作了五年多的时间,经历了邓小平同志复出,对“学部”进行整顿,后又掀起“批邓”恶浪,直到粉碎“四人帮”,“学部”获得新生,重新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过程。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这五年之中,我经历了难得的磨练,增长了不少的见识。四十多年的时光流逝,往事仍然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我是1964年從武汉调到北京工作的。当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担任常务副主任宋一平同志的秘书,从此,我的命运就和一平同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平同志是土地革命时期从湘鄂西根据地走出来的老革命,曾在苏联学习和工作过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中,被康生诬陷为“苏修特务”,在北京卫戍区被关押数年之久,后来没有任何说法,稀里糊涂被放了出来,在五七干校劳动,而后回到北京一直赋闲在家,直到小平同志复出才被起用。中央调原侨办主任林修德,原教育部副部长刘仰峤和一平同志组成“三人小组”,到“学部”去进行整顿,恢复科研业务。此时,对外文委已被撤销,有大批的干部等待重新分配工作。为此,一平同志从对外文委留守处挑选了十几个待分配的干部,跟随他到“学部”去开展工作,包括我。一平同志为人素来开明,他向这些人说清楚:“学部这个地方很复杂,你们先去试试看,愿留者欢迎,愿走者不勉强,可随时走人。”我待业数载,无人问津,承蒙老首长起用,就像久旱逢甘霖一样,义无反顾地追随一平同志走向新的工作岗位。

不可置信的“冯宝岁案件”

“文革”时期,“学部”是一个闹得很凶,名声很响,颇有影响的单位。当时学部出了个“通天人物”吴传启,和“四人帮”有些瓜葛,许多单位的造反派都要观察学部的动向再采取行动,在社会上造成过一些后果。由此,复出的小平同志,把“学部”作为首批整顿的单位,就不难理解了。

“三人小组”到“学部”以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采取各种措施,消除派性,促进两派联合。这涉及到两派之间斗得最凶、不可调和的“冯宝岁案件”。一平同志把查处此案的重担交给我,责成我迅速查清案情。我调集有关档案资料,查阅后感到事态严重,案情复杂。冯宝岁是情报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文革”当中,此人非常活跃,是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清查“五一六”时,被对立面当作“五一六”骨干分子,关押在地处沙滩的法学研究所的地下室,刑讯逼供,将其乱棍打死。后经政法部门侦查,因当时现场十分混乱,无法确定谁是凶手,造成此案久拖未决,难以结案。可是两派群众都十分关注此案,都要讨个说法。面对如此人命关天的大案,我感到非常棘手,经过慎重考虑,准备从两个方面入手破解此案:一是解脱冯宝岁的罪名,否定她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确认对她的关押拷打完全是非法行为,应为其恢复名誉。此事比较好办。二是追查凶手,我想本着“首恶必究,协从不问”的原则,找出幕后黑手。但是,这是一场派性斗争的群殴事件,参与者都抱着沉默对抗的态度,很难从中找出元凶。经过对参与者一一进行排查,最后确定将哲学所的徐某定为重点审查对象,对其进行了半年多的内查外调,还是难以作出肯定的结论,案子处于胶着状态,最后只有不了了之。这是我到学部后所办的一件费尽周折,劳而无功的事情。“学部”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在那个疯狂的时代,竟然干出如此荒唐的惨无人道的事来,当今的莘莘学子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的。

以游泳逃避“批邓”

正当“三人小组”在学部推进整顿取得初步成效之时,政治风云突变,全国掀起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恶浪,整顿工作陷入停顿,我的专案工作也无法进行。当时一平同志带到学部的十多个人,闻风丧胆,多数都悄无声息地溜之大吉,回留守处去了,只有我独自一人坚守下来。一天夜晚,我到一平同志的家中去看望他老人家,他告诉我一个至今也猜不透的消息。一平同志说,接留守处通知,当时的文化部要调我到艺术局去当办公室主任,征求他的意见。并对我说:“楚光,文化部要调你去,那儿可是‘正确路线’,我现在又挨批了,不想让你跟着我耽误前程。”听了一平同志的这番话,我确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像我这样一个某些人认为政治上不可靠、无人搭理、长期待业的干部,与江青的亲信于会泳掌控的文化部素无瓜葛,他们怎么会看上我呢?”再说,艺术局是管“样板团”的,“样板团”可是江青的心上肉,她的为人处事,我早有耳闻,深感这个活不好干。同时,我想正当危难之际,离开一平同志,去另图“高就”,也太不道德了!左思右想,觉得此处去不得,也不能去。如是,明确地向一平同志表示:“我哪儿也不去,这就把工资关系转到学部。”说办就办,第二天我就回到留守处,把工资关系从对外文委转到“学部”,追随一平同志在学部以及后来的社会科学院工作了五个年头。

从此我正式调到学部,分配在政工小组工作。组长李纯同志,从团中央调来,原任中央团校校长,对我这个老团干印象似乎不错,拟安排我负责‘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工作。我以学部知识分子成堆,我的文化和理论水平很低,恐难担此重任为由,婉言谢绝。恰在此时,北京市东城区体委发来一个文件,拟在当年7月开展群众性的环渡什刹海活动,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要求地处东城的“学部”组成一个五十人的方阵,参加环渡活动。见此文件,我感到逃避“批邓”的机会来了,自荐具有游泳技能,主动请缨,承担这次光荣的政治任务。经领导同意,我即全力投入训练工作,采用自愿报名的办法,从各个研究所选拔出五十名男女游泳爱好者,每天下午集体到什刹海去进行排练,有时还全体乘车到十三陵水库去操练。大家练得认真,玩得高兴,心照不宣,都心知肚明这是个以“政治任务”逃避政治运动的好办法。到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的那个日子,我们“学部”的方阵以整齐的阵容娴熟的技能参加东城区的环游纪念活动,获得一面锦旗。真没有想到游泳还有如此奇妙的逃避政治斗争的“功能”。

轰动一时的内部电影

“批邓”不得人心。1976年的秋天,我得知粉碎“四人帮”的小道消息,感到极度兴奋,立即跑到一平同志家中,向他报告了这个特大的新闻。后来中央公布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学部”的科研人员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走向街头,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不久,中央派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位重量级人物到“学部”來加强领导,经过酝酿研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学部,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乔木任院长,邓力群、于光远、刘仰峤、宋一平任副院长,林修德则回侨办另行安排工作,从此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设立了政治部,一平同志兼任政治部主任,任命我为宣传处处长。我任处长期间,除了按院部的要求,组织安排政治理论学习和时事政策宣传以外,为了配合当时解放思想、清除“四人帮”极左流毒的影响,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我策划了一个“解除禁锢、放映内部电影”的活动。经请示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取得文化部的支持,把文化部封存在中国电影资料馆中的“封、资、修”影片分期分批地拿到社科院来,作为内部资料观摩,放映给科研人员观看,以开阔视野,促进思想解放。此项活动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放映美国上世纪30年代的经典影片、国内作为“毒草”封存的优秀影片,还有江青点名进口的艺术影片,共计一百多部,受到普遍的欢迎,在社会上也有不小的影响,上门求票者络绎不绝,大有“一票难求”之势。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严格按照规定处理票务问题,有条不紊地圆满完成了这项特殊的工作任务。

难忘的延边之行

80年代初,社科院的学术活动日趋活跃,曾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世界经济研讨会,我作为政工人员,前往列席旁听,一平同志也出席了这个会议。解放战争时期,一平同志曾担任延吉中心县委书记,在延边打了三年游击,1949年南下入关后,再也没有回去。此次到长春,见到当年的老战友,中心县委的宣传部长、时任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长的宋振庭同志。会议结束后,宋振庭同志建议,由他陪同一平同志,回阔别近二十年的延边去看看,一平同志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此时,一平同志身边已有专职秘书陪同,当我提出也想和他一起到少数民族地区去看看时,一平同志欣然应允。此次延边之行,最令人难忘的是登长白山观天池胜景。当时长白山的旅游资源尚未开发,除了山顶上的气象观测站,没有任何旅游设施。我们一行数人,分乘两辆吉普,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到达海拔两千多米的山顶。当时正值8月炎夏,山下晴空万里,穿短袖衬衫还嫌热,山上则是乌云密布,不见天池真面目;寒风刺骨,穿着从气象站借来的皮大衣还冻得发抖。气象站长说,这里气候复杂多变,不少人在山上等了半天,也没有看见天池是个什么模样,只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听此一说,再抬头看看满天乌云,大家都泄了气,谁知正当我们野餐已毕,准备下山之时,一阵风过,乌云散去,红日高照,满天湛蓝,只见群峰怀抱之中,露出一片水波不兴平如明镜的高山巨湖,这就是火山爆发而形成的奇妙景观。大家赶快拿出相机,争相拍照,留下永恒的纪念。正当我们惊叹不已,忙于观赏拍照之时,又是一阵大风,乌云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为天池盖上了神秘的面纱,美妙的天池又从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不到一刻钟的工夫,竟发生如此奇妙的变化,此情此景,不由得我们感叹宇宙之奥妙,上苍之关照,让我们有幸观赏到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难得一见的天池奇景。大家兴奋地议论着,心满意足地下了长白山。后来我到国务院参事室工作,又到吉林出差,省政府的领导同志建议我到长白山看看天池。我说,早已看过,终身难忘。

下得山来,我认为此行应该圆满结束了,谁知一平同志提出,不能光游山玩水,还要到沿途农村做些调查研究。如是我们就跟着他走村串户,看田地、视山林,观村庄,访群众,问寒问暖,谈心咨询,忙乎了两天,才回到延边。进入宾馆,吃罢晚饭,一平同志就召集我和秘书开会,指出我们国家正处于大变化大发展的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事关重大,他想以此次沿途所见所闻为依据,就延边的开发为题向中央写个报告。接着就胸有成竹地把他的想法和建议一一向我们道来,虚心地征求我们两个年轻人的意见,最后提出由我执笔,尽快把报告写出来。幸好有一平同志对报告的构思,加之我有做笔记的习惯,沿途观察均记录在案,因此欣然受命,连夜加班,写出初稿,经一平同志审阅定稿,返京后呈报给乔木院长。乔木同志阅后认为很好,推荐给新华社,刊载于《内部参政》,对中央的有关部门了解延边的情况,促进延边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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