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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叶 极品菜鸟:这是一次成功而又失败的军事改革,为灭亡埋下了隐患!

石守信孤零零地坐在侍卫司的公署里,兄弟们都各自就镇了,只剩他协助赵匡胤处理两司事务的交接事宜。石守信倒也本分,基本不再干预侍卫司的事务。到了建隆三年(962年),他也罢落军职,出镇天平军去了。

比起周世宗蓄意制衡两司,张永德、李重进疲于内斗,赵匡胤的兵权可谓收得潇洒,石守信等人亦可谓退得从容。

其实,即使没有那顿酒,兵权也照样会和平交接。削夺兵权,自古就是投鼠忌器的活儿。但赵匡胤之所以有恃无恐,并非只因他们的兄弟关系,更在于他早就牢牢控制了军心。

周世宗、张永德控制禁军,靠的是掌握高级将领;赵匡胤控制禁军,靠的是掌握中低级军校。自编练殿前诸班起,他就直接与军校交结,可以对他们直接施加影响。在那个士兵只认将帅不认皇帝的年代,这样的经历,比皇帝的身份更可靠。

这是一次成功而又失败的军事改革,为灭亡埋下了隐患!

石守信

所以,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敢于放下屠刀,成就兵不血刃的神话。可以说,赵匡胤释兵权,起于掌兵之际,成于酒宴之时。正是有这样的准备,他可以一削疏将张光翰、赵彦徽,二削宿将慕容延钊、韩令坤,三削腹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最后削了罗彦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赵光义(殿前都虞候)。禁军旧将,唯留韩重赟一人,他是韩令坤的磁州河北省邯郸市老乡,“义社十兄弟”之一,但已从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平调为殿前都指挥使。

不过,兵总要有人管,谁来典兵?赵匡胤早有人选:刘光义、崔彦进分掌侍卫马军、步军;张琼则从一个小小的都头,一夜飞黄腾达,成为殿前都虞候。

与韩重赟相似,“义社十兄弟”之一的刘光义也有点来头。他的曾祖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是赵匡胤祖父赵敬的幕主。卢龙镇内乱时,刘光义在父亲的保护下一路南奔(不知是否与赵弘殷同路)。后来,他到邺都投奔郭威,并与赵匡胤等人义结金兰。因此,刘光义是第二代禁军将领的不二人选。

崔彦进与张琼则来自民风彪悍的大名府。尤其是张琼,勇力过人,善于弓箭。周世宗南征时,曾为唐军的战舰围困,其中一人披甲持盾,鼓噪而前,眼看就要杀到御前了,赵匡胤一声令下,张琼弦响箭发,那人应声倒地,唐军士气大沮。

自打编练殿前诸班起,张琼就一直跟着赵匡胤,对他忠心耿耿,甚至拼死救过他的命。所以要掌管殿前军精锐,赵匡胤第一个想到了他。赵匡胤曾说:“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下万人,除了张琼,没人能统制的了。”

当然,这些都是势单力薄、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但他们忠心,听话,老实,没野心。他们出任军职,禁军则被牢牢掌控在天子手中。

至此,郭荣曾经做到的,赵匡胤都做到了。

这是一次成功而又失败的军事改革,为灭亡埋下了隐患!

崔彦进

然而赵匡胤要做的,是郭荣做不到的。郭荣始终有两个问题无法解决,其一是无法防止小人物变成众望所归的大将,其二是无法防止两司的权力失衡,而赵匡胤正是赖此以雷霆之速登上皇位的。这两个问题不彻底解决,军队统帅就仍有篡夺皇位的可能,军人也仍有重返政坛的机会,那样,不仅赵匡胤的皇位坐不稳,就连政治局面和社会秩序也会不稳。

杯酒释兵权只是一个解决麻烦的手段,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要彻底解决郭荣没能消除的疑难杂症,赵匡胤必须从制度上下手。为此,他一举推出八大改革:

一曰撤销高职。利用新老交替之机,撤销两司高位之职,继殿前都点检以后,殿前副都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也成为历史。禁军最高将领的地位和声望大大降低,小人物被永远锁在小人物的位置上。

二曰拆分两司。侍卫司的三大高官全部裁撤,统一的侍卫司领导已不复存在。马步军分裂为马军和步军,两司被拆成了三衙。不仅侍卫司的力量大为削弱,而且对峙的两司变为鼎立的三衙,权力制约更加有效,皇帝不用再费心思扶一个打一个。与此同时,赵匡胤加强了武德司(禁军部门之一,太宗时改称皇城司,宋人往往通称其皇城司)的实力,将两司三衙数万精锐划拨到武德司下,进一步削弱过去两司的军事实力。

三曰三分兵权。曾集练兵权、调兵权、统兵权于一身的郭威,最后荣登大宝。郭荣对此有所调整防范,惜其业未竟。赵匡胤进一步继承后周改革,将日常训练、禁卫戍守、升降赏罚之权交予三衙,调兵之权仍归枢密院,而领兵统帅则由皇帝临时任命。军权一分为三,直接掌握所有军事大权的只有皇帝一人。

四曰内外相制。禁军最初只负责保卫皇帝与戍卫国都,然而经过五代时期统治者的不懈努力,禁军势力日益凌驾于藩镇之上,边境重地也逐渐改由禁军守卫。此后经过不断扩军,大宋禁军总数达到近二十万,其中一半留守京师,一半出镇各地。一旦京师生变,各路兵马也能够联合起来,讨伐不臣。如此,就达到了强干弱枝、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的目的。

鉴于陈桥兵变时,自己在开封外城遇到的麻烦,以及顺利控制内城与皇城的经验教训,赵匡胤还将这种“内外相制”用到了京师及周边地区。皇城内外,分别由武德司与殿前司的军队分别驻守,相互制衡;而整座开封城的部队,又与开封府地方的“府畿之兵”(开封府及其属县的部队,驻扎在开封城郊)相互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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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威

至此,从京师的皇城内外到京郊、到地方,全国的军队都处于彼此制衡的状态中,那种将帅在军队系统一手遮天、一呼百应的局势,从此一去不复返。

五曰更戍之法。唐末五代,藩镇割据难以根除,一个重要原因是军人势力在地方经营已久,关系盘根错节。盘踞在地方的士兵骄横,就可以违背中央的命令,擅自更立藩镇节帅;在地方上统兵日久的节帅,则倚仗着自己的势力对抗中央。

针对此,赵匡胤推行更戍之法,要求外戍部队每隔三年,调换一次防区。名义上,这是为了让士兵在往来迁徙中吃苦耐劳,提高战斗力;实际上,大家都明白,这是为彻底解决藩镇问题所做的铺垫。一方面,骄横的士兵被连根拔起,成为浮萍,再也难以择立主帅;另一方面,兵将分离,地方将帅与藩镇节帅难以持兵自立。如此,骄兵悍将实力大陨,开封城里的强龙,终于压过了各地的地头蛇。

六曰严禁结社。为了防止将帅培植私人力量,赵匡胤规定,不准将领设立牙兵、私自结社。五代时期,培养部曲、义结金兰在军中蔚然成风。郭威因其成事,复制郭威的赵匡胤亦因其成事。赵匡胤不希望别人再复制自己,他要把大将们篡位夺权的路全部封死。

七曰安置密探。曾被郭荣监视的赵匡胤,如今终于体谅到郭荣的“疑神疑鬼”。五代叛乱成风,非一朝可改。内外人心,时虞反侧。所以开国后,赵匡胤不仅自己微服私访,更大量设置密探,探知舆情和军情。他甚至重建后周时衰落的武德司,将这个兼具掌握部分禁军、监视军队情报的军事与特务机构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八曰重视阶级。唐末以来,军队目无法纪、动辄叛上,从而导致皇权衰弱、天下大乱。郭荣曾大力整肃军纪,使得军界重新向皇权靠拢。在组建殿前诸班时,曾亲手主持整顿军队的赵匡胤对此深有体会。因此,在登上皇位后,他竭力加强军队的法纪建设,其最著名的政策就是推行“阶级法”。

阶级法的主要精神,就是确立各级军职的绝对隶属关系,要求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严禁将校、士兵以下犯上。实际上,实行阶级法,是赵匡胤在全面重建社会秩序前,首先对军队秩序的重建,以保证军队不会再度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祸源,从而为进一步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创造稳定的环境。

正因如此,终赵匡胤一生,对阶级之法的维护都不遗余力。开宝三年(971年),他曾给御马直的士兵增加赏赐,而川班内殿直的士兵因为没沾到光,颇为不满。这些在后蜀灭亡以后才加入大宋军队的士兵,仍带着一身五代老兵的痞气。他们结队去敲登闻鼓,要求朝廷给自己加赏。

这是一次成功而又失败的军事改革,为灭亡埋下了隐患!

赵匡胤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对于他们的要挟,赵匡胤不但没有买账,反而大发雷霆,将敲鼓要钱的四十余人一并斩首,都校军官也都挨了板子,降职留用。其余的士兵被赶出京城,分配到许州的骁捷军,整个川班内殿直的番号就此撤销。

对于维护阶级之法的决心,赵匡胤曾说过:“朕抚养士卒,根本不吝惜封爵赏赐。但是,谁要是敢触犯法律,等着他的唯有剑耳!”

司衙相制、权力相制、内外相制、上下相制,赵匡胤将制衡的艺术发挥得酣畅淋漓,企图彻底拔掉五代乱世的祸根。他要将粉碎二李叛乱和杯酒释兵权以来的一切成果,进一步加以巩固,防止悄然开启的改革大计功亏一篑。

不过,不同于内地的军事政策,对于前线重地、边境要塞,他仍然给予便宜行事的军事指挥权。行伍出身的赵匡胤,自有驾驭前线指挥、边塞将帅的信心。内外有别,绝不因噎废食,这是赵匡胤军事改革的最务实处。

可惜,赵匡胤的继承者们是一水儿文人,既对武将没有好感,更无驾驭武将的自信。他们只学会了制衡,不仅将三衙又裂为四卫,甚至将前线作战的指挥权也收归朝廷,直到达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完美之境,将大宋的军事推入绝境。

但这些,已非始作俑者赵匡胤所能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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