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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后传:从女师学生到革命者

对政治初感兴趣

1925年3月,突然传来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国民所期望的召开国会、改选政府、统一中国的希望落空了,这让平日不问政治的女师学生也震动了。那时正值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先生公开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因病突然逝世于北京,有识之士无不哀痛。一腔热血的青年,岂能无动于衷呢?

宁波学生联合会成立于“五四”运动时,后来一度沉寂。中山先生逝世消息传来,各校学生纷纷提出举行悼念大会。我当时已经对政治发生兴趣,就联合各班班长开会,决定发动全校同学去参加各界追悼中山先生的大会。女师校长和一些思想顽固的教师认为女生不应去上街游行,加以训斥。我没有想到这样的爱国行动会被禁止,这一次可不比平日的驯服,女师的同学们不听话了。我们不顾校方劝阻,冲出校门,浩浩荡荡地奔向集会地点——小校场。只见人头攒动,会场台上立着几个青年大呼 “反对军阀混战”“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革命行动,印象极为深刻。自从这次行动以后,我对国事的兴趣更浓厚,或多或少已经初步懂得了革命的事业,不再埋头读书,明白了只有团结起来行动才能获得胜利。女师校长虽然凶狠,可是他并没有吓倒我们这批小娃娃,群众运动的力量胜于个人奋斗。

女师真是因陋就简的学校,连个图书馆都没有,只有一间很小的报纸阅览室。每逢晚间,我们少数喜欢读报的同学就围坐一起,研讨报纸上的消息。各派军阀自吹自擂“为爱国而打仗”,却弄得民不聊生。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口号,感人至深。宁波当时已有党的宣传教育活动,有一家书店叫“新学会社”,经常销售上海出版的进步刊物,如《中国青年》《响导》《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我设法托人去买,悄悄地读这些书报,这使我的政治觉悟日有提高,我渐渐地明白了腐败的政治、军阀官僚同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是中国人民穷困落后的根源。这一觉悟,对于我的一生关系极大,我已经不自觉地走向革命的道路,不再认为个人奋斗会有什么出路,对当时的政权也不抱什么幻想。

作为学联女师代表亲历“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上午,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宁波的报纸立刻发布了惨案的消息,我们阅报之后悲愤万状,痛恨帝国主义的爱国热血沸腾了。6月1日我们就收到了宁波学生联合会发出的宣言,号召学生们起来,一致反抗英日帝國主义在上海屠杀中国人民的罪恶行径,要求各校派代表参加宁波学联,共商国是。我把这个宣言贴在食堂门口,一下子引起轰动。我召开了各班班长会议,决定夜间上自修课时向同学们宣布这个宣言,并公举代表二人,参加宁波市学生联合会。我和另一位女同学当选为女师代表,参加6月2日学联在后乐园召开的各校代表会议。主席由各校轮流担任,经常主持会议的是共青团员王要卿、孙鸿湘、裘古怀等,他们分别是四中、回民中学的学生,我被选举为学联的文书,做会议记录,起草文电、文告等事宜。其他各校均有一定的分工,就这样把分散着的各校学生用一根绳子紧紧地捆在一起了。

紧密的团结,共同的行动,宁波学联确实在伟大的“五卅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我们每天碰头一次,办公地点就在后乐园一间空房子里面,各报新闻记者向我们采访新闻,学联的活动消息天天在报上发表,有谁会想到死气沉沉的宁波,竟然成为轰轰烈烈的革命据点之一,这是党的江浙区委领导下一个重要据点。宁波周围各县的中小学生闻风响应,宁波党与团的组织力量比杭州要强大,这大约同江浙区委的决策有关。我第一次见到了江浙区委派到宁波来活动的张秋人(烈士),他佯称为全国学联的代表,传达了上海南京路惨案真相和学联的主张,要求行动起来,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抢回租界”“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要求。他还亲自带领宁波学生游行示威,由小校场出发,一直游行到英国领事馆的门口,英国领事馆大门紧闭,门外口号之声,震耳欲聋。我亲耳听到张秋人同志用英语喊“打倒帝国主义”,真是如雷贯耳!

对于学生们的爱国行动,除了甘心卖国的奸商和反动官僚、封建反动的老学究之外,无人不赞同。学生联合会发起了募捐活动,支援上海的罢工工人,组织各校学生到街上去演说,女学生还进入深院大宅去向家庭妇女宣传反帝的意义。一部分同学派到各工厂,发动工人成立工会组织。这是宁波工人群众空前未有的革命行动,为大革命打下了工人运动的基础。地方当局是军阀的走狗,十分仇恨学生运动,但一时还不好动手镇压,也正在暗中布置监视与组织镇压活动。这一切我们是不顾的,我们只有一个思想——为爱国而牺牲是光荣的。我们不怕敌人的枪炮,也不怕国家主义者造谣生事,这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一段历史。

拒绝登报申明退出学联

从6月初开始,各校都停课闹革命,7月间各校放假,绝大多数学生回乡回家休假去了,但学联的一些代表们,仍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我冒着酷暑,每日去学联开会或办公,也顾不得家里涉讼的事了。有一天我正在学校课堂里起草一个文件,校长派人找我到教师宿舍的会议室去一次,这是禁地,让我去开会,估计有重大事情要发生了。我一直走向那个神秘的禁区,只见校长施竹晨高坐在椅子上,两旁排着的许多座椅上坐满了学校的教师,只留下一只空椅子放在最远处,让我坐下来听训。校长首先发言,他对我说:“我们认为宁波学联有过激分子活动,女师应当撤离代表,退出学联,你同意吗?”我说:“我是代表全体同学出席学联的,未经全体同学决定,我无权退出学联……”

启明女中旧址(照片来源自网络)

这一来可是气坏了老顽固的校长,他要教师们提出意见。一向反动的英文教师杨菊庭,气得满脸的麻子也发红了,连声说:“人家说你是赤化分子,你要在女师求学,只有立即登报申明退出学联,除此以外,别无办法。”杨菊庭说毕以后,还有几位教师也说了一些似劝告似威慑的话,要我登报申明。我却沉默不语,不再表示意见,弄得很僵。我摇着一把纸扇,来驱散脸上的热,连正眼都不想瞧瞧这些所谓师长们的权威姿势,最后校长就拿出一张写好了的字条,上面写的是“宁波女师退出宁波学联的申明启事”。他要我在这上面签一个字,我再也按不住怒火了,立即退还了这张条子给校长,并严肃地说明我不能签字的理由:“我是全体同学选举出来的代表,要我签字退出学联,也要全体同学公决之后才能签字。”校长知道我是坚决不肯签字的,十分气愤,最后连说:“好!好!你也是一个过激党了!”我说:“我是一个学生,不知道什么叫做过激党,我只知道学生当爱国,退出学联的事,不是我个人可以决定的。”

到了这一地步,校长觉得无法挽回,就宣布散会,我若无其事地走出了这个“禁区”,跑回自己的教室去了。我静心一想,这是一个信号,后果可能是严重的,拒绝退出学联,我对得起全体同学,个人的安危管他干什么!我心安理得,并不因此沮丧,照常工作。

1926年陈修良在上海国民大学

因拒考风波被女师借机“斥退”

9月初学校开学了,同学们纷纷回校,我们又活动了。同学们本来以为回校以后要补一些罢课时的功课,但谁又会想到狡猾的女师校长宣布全校各年级要举行大考,大家心里明白,这是毫无道理的,没有上过的课,为什么要“大考”?其中必有阴谋,可能是想寻借口开除一些爱国的学生。我召集各年级的同学开会,反对校方这个无理措施,要求补课,不要举行大考。学生自治会决定举行罢考,同校方进行交涉,这件事我们当然不能不参加,我们选举了5名代表向学校交涉。

校内传说纷纭:这次一定要开除一批参加“五卅运动”的为首分子。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我,连我的母亲也从女师学监的秘密关照中听到了此消息。女师校长决定要借用地方武装力量——保安队来镇压学生“闹事”,要我的母亲加以劝导,阻止以我为首去向学校提出反对大考的建议,认为有可能发生流血冲突。我母亲是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她不认为反对大考就是“闹事”,她只是告诉我:“他们要动武了,你们要当心!”

我们向宁波学生联合会报告了这件事,要求援助解决罢考的事。正当交涉之中,突然宁波道尹坐了大轿亲自来校张贴布告,要求以我为首的5个学生代表立即离校。这样无理地开除我们,我们当然不能从命。宁波学联召开了几次紧急会议,决定一致声援我们,并决定全市罢课,要求女师收回成命。那一天全市中学生都罢课,大部分学生前来女师,通过唯一的一座小桥把女师包围起来,学校门外果然有10余个武装保卫队,严阵以待,准备屠杀。我是不怕的,在这种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直奔女师教员住的“禁区”,正好碰到了施竹晨,我很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们为什么要斥退我们五个人,请你们收回成命,否则决不罢休。”施竹晨这个平日伪裝得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看到我这个“赤化分子”,面有惧色,拔脚就跑到后面去了。这样一来交涉的对手没有了,不会有什么结果,包围女师的各校学生只好高喊“收回成命”的口号,宣布解散回校。9月24日学联又召开了各校的代表会议(我已不能出席,由胡淑安同学出席),决定向鄞县知事报告情况,要求收回开除5位同学的成命。这个反动的江知事,当然听命于反动校董会主席李露城和校长施竹晨的意旨,只一句:“此案不许由学生会出面干涉,此是学校行政事务,应由校方决定。”就此斥退我们5个人。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有些教师是同情我们的,不过没有作用。宁波共青团地委书记通过我的姐姐陈逸僧找我面谈,地点在启明女校一个房子里。他对女师的事是很了解的,他认为要收回成命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是政治斗争,是反动当局有计划布置的,我们不能挽回局面,只好暂告段落,以退为进,继续同反动派作斗争,这是当时宁波地委的意见,我只好离校他去。

经过这场严峻的考验,我得到了一个经验:对于残酷的敌人斗争,是必须有像钢铁一般意志的,我失去的是一张女师毕业文凭,得到的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革命经验,可以说是“失之东隅,得之桑榆”。

转学杭州女中,开明风气接触新思想

我被宁波女师“斥退”以后,走出了这个樊笼一般的地方,第一件事是把鬓髻剪掉,留了短发,以表达对封建思想的对抗。这件事又引起了宁波城内那些遗老遗少们的讥笑:“这样一个没有长发的‘赤化分子’,还有哪家人要她当媳妇!”我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是多么不值一文的怪女人!但我并没有孤立,学联的领袖们如裘古怀(烈士)就常来安慰我,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上全是“?”,我懂得了,他是要我想想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要被反动派“斥退”与奚落?共青团地委的负责人潘枫涂同志通过我的姐姐劝我离开宁波,转学杭州女子中学。他说:“那里的教师们思想进步,杭州的风气开通,到那里求学,一定会比女师好得多。”我同意了这个看法,决定离开故乡,到人地生疏的杭州去求学。

杭州女中校长郑晓沧先生是一位留美学生,他的思想比施竹晨要进步得多,他并不歧视我这个被“斥退”的女学生,他让我插班高中部继续读书,他教英文,谆谆善诱的姿势使我尊敬他。杭州女中不要我们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古文,国文教材竟然是鲁迅先生的短篇文章,这使人大开眼界,我热衷于看《语丝》中鲁迅先生的文章,在《新青年》上看到了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等,我懂得了摆“人肉宴”的魔鬼是吸血鬼,他们言必称孔夫子者,其实是心毒手辣,扼杀青年追求进步、爱国行动的刽子手!我陷入了沉思:“这些官僚、学究们为什么要剥夺我这样一个好学不倦的女青年读书的权利?”

在女中,我把大量的课余时间用在看《新青年》《中国青年》之类的党领导的刊物,渐渐地我懂得了人世间人与人的斗争,是由阶级的不同引起的。出路在哪里?“消灭阶级!”这是《响导》《中国青年》上所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我无条件地信服这种理论,我在千思万想的黑暗中沉思与摸索。我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资本主义制度》等初级读物,思想渐渐开朗,我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走上了新的道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这是一条多么长、多么曲折的道路,当然那个时候的我不可能懂得,连起码的体验都没有,只有那么一种遥远的目标感而已。杭州女中的同学比较活跃,短发长裙,出入自由,歌声、笑声、吃小胡桃的沙沙声,在我看来都是新鲜的事物,是在宁波女师根本不能想象的。和我同桌的是宁波启明女校的学生杨黎卿,她的爱人叫周天僇,是宁波共产党地委第一任书记,1925年“五卅运动”后就到苏联留学去了。杨黎卿比我懂得多,她告诉我启明女中的一切人和事,她很想进行政治活动,但杭州当时的政治空气比较沉闷,虽然不像女师那样剑拔弩张地对待学生,但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她告诉我她想出国留学,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这个梦想,我只想追求革命的真理,要求人性的解放,“我是人”,不是“物”,我所仇恨的是封建式的压迫,我追求的是自由、民主的社会生活。我们经常闲谈,一个共识是飞往自由的世界,这个世界在哪里呢?我们陷入沉思中。

這一年的旧历过年,女中放寒假,我回到宁波家中住了半个月,这是我在解放以前最后一次回家。我总是回味着1925年底最后一次回到丝户巷家的往事。那时宁波团地委书记已由赵济猛(后成为烈士)继任,他就住在我家的厢房楼上,母亲和姐姐住在楼下,我住在另一个厢房中,一个人独居。我看到赵济猛经常在写东西,姐姐在帮助油印文件,油印文件上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我敢肯定他们是在干秘密工作。经常有启明女中的学生和教员来我家楼下的会客室开会,有时还看到外地来的客人。这些人是干什么来的,我心中有数,只是不敢问。母亲对这些人很殷勤,有时还请他们吃饭。他们很活泼,我显得太无聊。

“我决心要革命到底了”

那时的我还在拼命学书法和阅读古文,沙孟海先生常常从上海给我来信,并劝我到上海的大学求学,不要再在浙江,他的好意是想把我培养成为一个书法家,却不曾想到那时候的我已经起了质的变化,不能再安分守己只读圣贤书了。在沙孟海先生的鼓舞下,我得到母亲的同意,决定过了年以后进上海的国民大学,我一心向往的是去找共青团的组织,我决心要革命到底了。

上海国民大学是一所比较进步的私立大学,教师多是国民党左派或比较有新思想的留学生,例如于右任、汪馥泉、周予同、李石岑等教授。国民大学是从江亢虎办的南方大学中分裂出来的新办私立大学。江亢虎用“社会主义者”幌子作遮羞布,暗中勾结北洋军阀,妄图复辟君主立宪,与废帝宣统暗通声气。此事被揭发以后,群情愤慨,进步的教师与学生决定办国民大学。

这个大学因为是新办的,入学考试比较容易,我是文科的学生,哲学课由李石岑先生主讲,讲的是康德哲学、尼采哲学,这种唯心论二元论,我已经听不进去。文学方面的讲课注重古文我也兴趣不大。

我最有兴趣的事是政治活动,所以一到上海就找到在宁波学联当过主席的孙鸿湘,要求参加共青团,他就把我介绍给小沙渡路团区委书记徐玮(当时他是团区委书记,领导国民大学团支部,1928年任浙江团省委书记时在杭州牺牲)。我很快加入了团组织,编入支部,我们的任务是搞学生运动,争夺学生会的领导权,反对国民党右派,他们反对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对共产党采取仇视态度。

1926年,沙孟海(前)、沙文求、陈修良在上海若榴书屋

五六月间,正当石榴花开的时候,沙孟海先生在小沙渡路租了两间平房,前面有一个小花园,他称寓所为“若榴书屋”。他的四弟沙文咸本是宁波第四中学学生(团员),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后由团组织调到上海,也在小沙渡路团区委工作,住在其大哥的“若榴书屋”内,徐玮同志正巧也找到了后面一间房屋居住,彼此常有往来。暑假期间,我一度也暂住在“若榴书屋”。徐玮有时叫我到工厂去参加工人罢工,派我去散发传单这些工作,我觉得很新鲜,从而了解了工人的生活情况。那时的工人运动是由外面的党组织(或团组织)派人进去鼓舞工人罢工,或代工人写传单做记录,这一般是工人运动初期通用的方式,但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工人的主动性发动不起来,斗争不能持久,而且容易被敌人的奸细发现遭到逮捕。

沙孟海先生一家有五个兄弟,孟海原名“文若”,他是老大。老二叫沙文求(烈士),老三叫沙文舒(即沙文汉),老四沙文成(即史永),老五沙文度(即沙季同),沙文求与沙文舒1925年均在宁波入党。沙文求原是上海大学学生, “五卅运动”后回到家乡宁波鄞县领导农民运动,在家乡发展了党组织,任支部书记。他经常来信给其大哥和四弟,我通过他们的关系并经过徐玮同意,叫沙文求离开宁波故乡到上海,和我同去广东求学,村里的农民协会和党支部的工作,交沙文舒代理。我约同沙文求和宁波女师一个女同学三人结伴去广州,进广东大学。

那时我已经抛掉做书法家的理想,认为钻研古文是徒劳无益的,只有走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才能算是真正的革命行动,至于个人的得失是根本不值一顾的。我的信念就是如果中国能够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打倒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府,那就一切都会好起来。这就是我当时的政治认识,也是我为什么勇敢地跟着共青团走上革命道路的动机。

(该回忆录系其女沙尚之女士交由本刊发表,郝铁川教授对本文做了贡献。)

(全文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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