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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佳游平台:隗瀛涛先生的智慧与学术成就

隗瀛涛先生是我的亲密朋友。在我与他相识的30多年中,得到他很多启迪和教益。我对于他的人品万分敬慕,对他的才智无比敬佩,只要与他在一起,他不仅会海阔天空谈天说地,给你一种乐趣和快慰,也会给你的思想和学术很多启示。他十分纯朴与低调,不张扬,也不盛气凌人,待人和蔼亲切。对于他的离世,我万分悲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更感觉到隗先生存在的价值所在,所以,我无比怀念他。

一、我们的时代需要更多像隗瀛涛先生这样的人

2007年1月15日,华南师范大学谢放教授给我电话,告诉我隗瀛涛先生于昨日21时15分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听到这个不幸噩耗,我无言,我落泪,我默默地回忆起与隗公从相识到成为亲密朋友的过去,许多往事立即涌上心头,浮现在眼前。隗先生是一位品德高尚,才气横溢,智慧超人的精英。他的逝世是中国学术界的损失,也是我的重大损失。这些日子,我除了给何一民教授致函对隗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和向隗先生的家人慰问外,也对中大历史系同人谈起隗先生的经历、为人和学术成就,并常常哀叹道,中国若继续有隗先生存在,多好呀!隗先生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其与时代同步,但每走一步都非常沉重,也很艰辛,然而却以坚强的毅力和超前的智慧,在为中国的学术献身。

我喜欢与隗先生交朋友,不是因为他是一位具有大学副校长的头衔,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位厅级的官员,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而是因为他是一位谦虚和蔼,不骄不躁,思维敏捷,敢于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学人;又是一位由爱国主义而共产主义,甘于忍辱负重,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有情有义的杰出知识精英。

我不只一次地读过余长安、陈建明同志主编的写隗瀛涛先生历史的书——《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这部写历史学家隗瀛涛先生的历史书,朴实无华,但写得很真实很动人。书中有隗先生亲笔撰写的《古稀之年的回忆》文章。读完他的回忆,才感觉到,我这位号称做历史研究数十年的人,其实并不懂历史。读完隗先生的回忆才醒悟到历史原来如此。历史是由人创造,创造历史的人也是历史学的人,是有血有肉有心肝和思想的人。读完隗先生的回忆文章就会明白隗先生在创造历史,也在创造他个人。他不是出身在一个“根正苗红”的家庭,他的父亲在旧社会正如他所言“成了一个旧社会不能容忍,新社会不让存在的悲剧性人物”。这在那个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年代,他要承受多大的政治压力,只有他本人才知道。非常了不起的是隗先生从不掩饰他父亲在旧社会的过错,但他也不因此就背上沉重的家庭包袱。这在那个一切都以家庭出身好坏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政治态度的年代,是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的。他的不平凡是他虽是夹着尾巴做人,但决不爬着前行,而是以非凡的毅力奋勇前行。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读完中学、大学,大学毕业又以德才兼备的优等生而留校任教。这对于一些人来说真是不可思议。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体味到隗先生在那个“脱胎换骨”改造思想的年代,是多么的不简单。这对于一个年轻人与其说是在改造,不如说是再造更符合实际。隗先生对于家庭,对于父亲留恋,但他不因为新政府对他父亲以“误杀”而产生对抗,而是从共产党能正视对他父亲的“误杀”和改正错误中,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确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爱国集团,是中国历史惟一能振兴中华的政治指导者”,并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争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又增加我对他的敬佩。隗先生有很多与人不同的优长,这不是可用常理去解析,而是他的情操、人格和智慧的结晶。仅就上述而言,我就觉得像隗瀛涛先生这样一位有崇高人格特征和超群智慧的学人对于我们时代和社会进步大有好处。隗先生的辞世是国家的损失。如果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有很多很多像隗瀛涛先生这样识大体、顾大局的人该有多好呀!像隗先生这样的人能多活几年多好呀!这不是我个人的期盼,而是人民的期盼!

二、我还是要坚持纪念史学

记得,在10多年前广东一个纪念近代中国某位杰出人士的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在历史学研究中应淡化纪念史学,因为纪念史学有一个弊端,那就是容易造成史学评价标准的偏离。评价历史人物只讲积极作用,忽视消极作用,只讲好听的话,不讲或少讲不好听的话——对历史人物的偏爱会导致评价历史人物的不公允。这些意见自有其道理,但也不完全正确。因为中国传统史学在评价人物时,除强调功利之外,还有一个道德的评判,而道德的评判往往又是最能体现多数民众的看法;所以评价人物时坚持思想和行为的一致性,除了考察历史人物的功利外,用道德伦理的标尺去检验一个人物的忠奸、以及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态度也是必须要继续坚持的原则。人是复杂的,有的人表面上看,他的某些思想和行为对人民也可能有某些积极的作用,可他更大的动机是损人利己,用表面去掩盖自己的思想深处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这样的人为了自己更好地追逐更大利益,他也可能将部分利益转嫁于人。对于这种人单从功利标准去评价,很难说出个所以然来,但只要用道德的标准去检测他就会很清楚地明白其思想、行为背后的真正目的和损人利己的用心。比如,一个贪官,他也可能利用人民给他的权力为人民和社会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他这样做的背后是为了更大的贪腐。对于这种社会的残渣、腐败分子是不能用什么功利的标准来评判的,只能是用道德的标准去评判,全民共弃之,共讨之。但是对于那些热爱祖国,与时俱进,倔强奋进,无私无畏,全心全意为国家进步、民族振兴而努力奋斗的人的崇敬、崇拜则是一种真实情感的流露。对于这样的好人,无论以功利或道德标准去衡量都应肯定。所以,纪念杰出的人士,崇拜英雄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表现;学习和传承历史人物的伟大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德也是一个民族健康向前发展的一种巨大精神推力。为此,我还是要坚持和维护纪念史学的崇高地位。

我们纪念先贤先进,是为了追寻先贤先进的人生,品味先贤先进人物的人格、品德和业绩,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去创造伟大的、光辉的、美好的未来。隗瀛涛先生是一个为学术鞠躬尽瘁的人。他算不上是一位什么了不起的“伟人”和“大师”,但正如我在1998年为纪念对中国的留学生教育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留学生之父”容闳170周年诞辰于珠海市举办的“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研讨会写的《论容闳的报国心》一文中所谈的:容闳的爱国心是一贯的、始终如一的,所以用不着称为什么“家”,他也是中国伟大的忠诚的爱国者。他真心实意地报效祖国,希望祖国繁荣富强。他付出的不仅是精力,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无限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惟其如此,他就称得上伟大和杰出。“我们怀念他和纪念他也是因为他具有爱国精神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不是由于容闳曾是什么政治家、实践家。”[1]隗瀛涛先生又何尝不是一位具有伟大爱国主义思想和强烈报国心的杰出知识分子呢!隗先生与容闳生活在不同时代,处境不同,经历不同,两个人不可比拟。但有一点我认为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但都具有中国文化人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美德,具有朴实而执著地为祖国实现繁荣和富强而努力奋斗的爱国精神。隗先生尽管只是一位平凡的大学教授、副校长,位不高、官不大,但却为祖国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和学术事业无私地奉献了一生。他的学问和人品都堪称是楷模。难道对这样的学人不该纪念吗?答案是肯定的。

我与隗先生从相识到成为亲密朋友已有30多年时间。隗先生比我大几岁,是同时代的人。对于旧中国我们都略有所知;对新中国培养了我们,使我们有机会接受中学、大学教育,成为学术界、教育界的一员,都充满了感激和感恩之情。我们这一代人都将祖国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光明磊落,正直无私,淡泊名利,只讲奉献,不求回报。我们都是属于活着干,死了算的朋辈。但无论从德与才方面看,我都不能与隗先生攀比。虽然我们都出身在农村,但他出身在一个有产的家庭,我则出身在一个从小父母双亡的贫农家庭。隗先生从小就得到良好的教育,我却是一个无拘无束,无人管教的浪荡式的野孩子。所以,隗先生是一位很有教养,聪明睿智、彬彬有礼的传统文人,而我则是一个不拘小节,有话直说,虽性格刚强,但脾气不好的小学人。可我们在相交相处中,却成为亲密无间的亦师亦友,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追求和执著的事业心,也有相同的爱好,以及性格开朗、喜交朋友的个性。

我与隗先生相识是在1976年11月。那时由章开沅、林增平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编委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开会。那时的隗先生穿着一身蓝色干部服,留个平头,嘴上经常叼着烟,但话语不多,像个小老头。可能是“文革”刚过,心有余悸,也可能是大家相见不相识之故造成隗先生寡言。可是随着时日的推移,在接触中增进了解,我发现隗先生是一个开朗恢谐,智慧超人,非常善于言辞的“宝贝”。后来在成都、郑州讨论《辛亥革命史》书稿的会议期间,我与隗先生、刘望龄、冯祖贻等人相处最多,交谈最广,从中我获得的教益也最多,这对我后来的专业选定和研究影响最大。尤其是隗先生对我的许多教益和帮助令我终身难忘。诚如隗先生所说:“学术的探索不仅靠书本,也要靠学友。能有一批学有专长、品格高尚的学友,就有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前进的支撑力量,从而形成学术的整体优势。”[2]想起章开沅、林增平先生带领一帮人写出了新中国第一部辛亥革命史专著,实在不容易。《辛亥革命史》开编之初,“四人帮”尚在台上大施淫威,但是,编写组的成员不仅顶住了“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的压力,敢于坚持否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立足于批的极“左”思潮,坚持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章、林团队自1976年至1981年,前后用6年时间,完成《辛亥革命史》上中下三卷,并由此形成了一支辛亥革命史及孙中山研究的队伍而活跃在中国史坛,这在当时是人们想象不到的。

《辛亥革命史》编写组聘我为“客座”,是我后期学海生涯的新起点。从此,我不仅跻身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行档,“招摇”了数十年,更重要的是使我获得了很多教益,不仅学会了做人,也学会了做学问。正如我在为纪念章开沅先生80华诞所写的小文《章开沅先生与我的学术生涯》中所言:“章开沅先生的大将风范,林增平、吴雁南先生的夫子人格,隗瀛涛先生的口才和智慧,以及王天奖、刘望龄、萧致治、冯祖贻等先生的务实精神、合作态度,都堪称模范。我有机会融入这个编写组跟随师友学习对我影响深远”。[3]在这几年跟各位先生学习辛亥革命史过程中,不仅给我的人生留下许多回忆,成为我们人生经历的一个小插曲,而且对我的学术成长也有帮助。最使我难忘的是我这位寒酸的“老广”常被隗先生调侃作乐,使我也乐在其中。诚如隗瀛涛先生在《深切怀念刘望龄教授》文中谈到的:“编写组团结一致,顶住政治高压,艰苦创业,夙夜匪懈。那时,我们没有科研经费,每个人都是一贫如洗,两袖清风。林家有先生是我们编写组特邀的撰稿人。1979年,郑州会议时,他穿了一件蓝底透黑的旧中山装,操一口广东话,颇似一位潦倒的归国华侨。我以‘难侨’戏称,望龄附和我见。家有遂以‘难侨’之名活跃于我编写组。”[4]我活跃是因为我年青,是我需要向诸师友请教,以便为将来“混饭吃”做点准备。隗先生是一位善解人意,也非常重友情的人。他工作虽然很忙,但我这位“老广”一直都存留在他的心中。记得他在四川大学副校长任上,四川大学举办“第一届近现代中国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时,他给我来信诚恳地说:“家有兄,我还在校座任上,希望你能来出席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因为我还没有下台,还可以‘假公济私’接待你”。我明白隗先生的意思,趁开会之机相会,尽情聊聊别后的情况。但记不得因为什么原因,我没有参加四川大学这次研讨会,后来一直后悔没有能够去成都拜见这位真诚的老友,失去了一次聆听隗先生学术教诲的好机会。为弥补这次未能相聚的缺陷,1990年8月,我借由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和日本孙文研究会在广东省中山市翠亨宾馆举行的“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之机,邀请隗先生与会。为此,他与王笛合写了一篇《论孙中山关于亚洲国家反殖斗争的策略(1895—1912)》文章。[5]满以为这次可与他好好聊聊。可惜隗先生因为什么公干,也没有能与会,只由王笛代表出席。1996年11月4日至7日,由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在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共同举办纪念孙中山130周年以“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隗先生终于来与会了,这也是他第一次到广东参加学术会议。我与刘望龄跟他朝夕相随,谈了很多,这是我与隗先生第一次在广东相遇,不仅让我了解到隗先生研究和工作的情况,也使他对广东有个初步印象,度过了很有意义的几天时光。不过,使我终生遗憾的是未能会后安排他到中山大学做学术报告。会后会务组安排隗先生住广州市黄华路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招待所,条件很差。当他离广州返回成都时,我到住宿地送他,问他昨晚休息好了没有?他说:“昨晚没有睡好,广州的气候不好受,以后不来广州了”。我听后,满不是滋味,没有照顾好老友,使他生气了。其实他不是生气,是在朋友面前,恢谐幽默一番,让你哭笑不得。我说:“老隗,广州是个好地方,下次你还得要来。”隗公笑了,我也乐了。打这以后,将近10年,我没有与隗先生见过面,但他每出一部书,都由他题签或由何一民教授寄赠给我;我有什么著作出版也敬赠给他,向他请教,所以我们虽未相见,但心相连,相互间的情况通过各自的学生也略有所闻。2005年9月,为庆祝章开沅先生80华诞,隗先生通过冯祖贻研究员约我一同前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为章先生祝寿。这3天,我与隗先生朝夕相处,一起登上会场的高处发表我们对章先生赞颂之词,一起畅游武汉名胜古迹,体味武汉这座历史名城的韵味,一路高谈阔论,有说有笑,并合影了不少照片。当时隗先生给我的印象豪爽,体态如常,步履稍缓,但精神没有任何病态,满以为他身体康健,长寿在望。殊不知仅过去一年,2006年11月,我们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开学术讨论会时,鲜于浩教授对我说:“隗先生重病住院,现已回家休养,情况不好。”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一下沉重了很多,我无言以对,只好默默地期盼隗先生的身体早日康复。可是,只过两个月,不幸的消息传来,隗先生走了,实在可惜。时间是最大的杀手,隗先生无力争取更多的时间就匆匆地离开人间。他的离开留下许多遗憾,因为他未能亲眼看到呈现在他面前的,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但可以告慰隗先生的是他的家乡四川和由他开辟的四川地方史研究、城市史研究已大放异彩。隗先生的逝世,使四川大学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者,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中国学术界、教育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者、教育家,实在可惜!

三、智慧、勤奋与知不足是隗先生学术成就的三大法宝

谁都知道做学问同做其他事情一样要想取得成功,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在这里所讲的是主观条件,至于客观条件也很重要,但不是关键所在,暂不去讨论。隗瀛涛先生治学数十年取得可喜的成果,他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据我的了解,智慧、勤奋与知不足是隗先生学术成功的三大法宝。

谈到隗先生的智慧,了解他的人都会有口皆碑。他非常善于思考,也能很好地捕捉“战机”。他治史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尤其是为了未来,所以他的思想有深度,有远见。他悟性很强,一旦当他觉醒到对研究课题的深远意义,就锲而不舍,勇猛追寻。正因如此,他的研究课题总能扣紧时代,贴近社会,想人民之所想,而绝不干那些所谓抽象的、脱离现实、后现代的课题。作为一个学者,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这跟他的出身和经历有关。隗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知识分子要夹着尾巴做人”,“只有自觉才能主动,才能生存,才能前进”。他说:他40余年的学术生涯,走的是一条相当艰难的探索之路。他不满足于已有的成果,不愿人云亦云,但也不是人云他就不云。所以,他“重视学习继承,更重视开拓创新。”[6]隗先生重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保持清醒的头脑,力图弄清楚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和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他做的研究都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课题。这充分显示出隗先生的智慧和力量。

隗先生在《四川保路运动史》的“前言”中说:

1959年6月13日,本书作者参加了老革命家、辛亥四川起义的参加者和领导者吴玉章在四川召集的研究辛亥革命史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吴玉章同志曾详细地介绍了辛亥革命在四川的情况,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四川最突出的事件就是保路运动。这个运动对辛亥革命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次运动的特点是群众性的,动的面很广,政治性强,一开始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说明人民有力量来办铁路’。他希望史学工作者尽快地把这段历史整理研究出来。[7]

当时的隗先生还很年青,但他经吴玉章同志一点拨,就立刻明白做保路运动研究对于辛亥革命,对于四川地方史研究的重要性,便立即开始对四川保路运动史资料的收集和研究工作。从1966年起的十年灾难,他虽一度停止四川保路运动史的研究,但却一直没有放弃。当他参加由章开沅、林增平教授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编写一结束,就立即重操旧业,将四川保路运动史研究继续进行下去,并写出中国第一部《四川保路运动史》专著(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9月出版),收到很好的效果。1985年11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又出版了由隗先生和李有明、李润苍先生主编的《四川近代史》;1990年4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隗先生及其指导的研究生合著的《四川近代史稿》;1991年9月成都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一书,从而奠定了隗先生在四川地方史研究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取得了全面性的四川地方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些都说明隗先生是一个具有深邃思想和学术敏感的学者。

隗先生具有远见卓识的另一个表现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选择了城市史作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的历史大环境给我们史学界提出许多新课题,凡是跟东西方社会转型、近现代化有关的许多课题和著作都浮现出来。在这个情况下,隗先生意识到近代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是一个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因为工业化、城市化是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将沿着具有自己特色的模式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必将带来社会的变迁,中国的城市建设又将会给中国带来一些问题,故他选择重庆城市史研究,作为他开展城市史研究的探路,并与上海、天津、武汉的有关学者一道投入我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构建工作,且于1989年在四川大学成立城市研究中心,使四川大学成为我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基地之一。隗先生带领四川大学研究人员先后出版了《近代重庆城市史》《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等一批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优秀人才。隗先生的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为中国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做出了贡献。城市史研究是现代化研究的主要内容。中国现代化,首先是要城市现代化,所以城市的现代化担负着重要的指标性效益。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史是一项重要的世纪工程。隗先生的开创性研究意义是他为当今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建言献策,提出了城市的地区性、民族性与世界性如何结合发展等许多可资借鉴和具启示性的意见,发挥了历史如何与现实相结合解决理论问题与方法问题的示范作用。

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和智慧固然是成功的重要条件,但勤奋也不可缺少。站在学术前沿,掌握学术潮流,充分发现学术的价值,没有超前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但仅有智慧没有勤奋,也不可能有所成就。隗先生的成功就是因为他能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隗先生中年以后,身居大学副校长、省文史馆馆长,以及冠以各种学术机构和团体的头衔,说他很忙是真的;但他忙而不乱,怎样忙碌也不放弃学术,而且对于行政领导有“一上台就想下台”的想法,说明隗先生是以学术作为他的终身事业。最使我感动的是隗先生具有“要实现振兴中华的伟业,首先必须振奋中华民族的人心”的高尚情操和爱国情怀,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过后,他就立下拯救人心的工作。在1979年至1983年间,他运用中国近代史作为教材向学生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向青年学生、机关干部、部队官兵、厂矿职工、科研人员宣讲中国近代史130多场次,直接听众达10多万人。这是了不起的历史功绩,是隗先生不辞辛劳,将自己的爱国精神与时代和现实结合起来,努力促使中国进步的真实表现。

谦虚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激励自己进步的一种动力。当今社会充满竞争和功利,养成学人学会张扬和炫耀。有一些人出版一本书或写一篇文章没有那么好,但一定要写上什么“创新”“填补空白”之类显耀字眼,尽力夸大其所谓贡献,以便争得各类头衔和各种资源,因而败坏了学风,丢掉了人格。剽窃行为,屡禁不止;低劣作品,粉墨登场;文化市场变成营私舞弊、争夺财富的商场。对此许多学人都痛恨不已,但也无可奈何!然而,隗先生则不一样,他光明磊落,敢讲真话、实话,绝不护短,也不张扬,坚持实事求是。他对他的著作是好就说好;不好或有不足也不隐讳,这是智者、勇者才敢为,从而也凸显了隗先生的人格和道德。比如,他在撰著的《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前言”中写道,由于“写作的时间仓促,错误和缺点不少”;若干年以后,他回顾当时写作本书时的情景,又指出,本书虽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一部论述这一历史事件的专著,曾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但因它出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的80年代初期,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他概括有三点不足:(一)史料不够充实,内容不丰满,有些问题没能发现,更没有展开与深化。(二)有“左”的影响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比较明显,对思想文化领域涉足甚浅,对清王朝的“新政”等问题缺少客观评价。(三)错字、漏字、文字错乱之处不少,从许多方面看,《四川保路运动史》是不成熟的。[8]又比如他对其主编的《四川近代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出版),也指基本上以政治斗争史为主要内容,未能更好地反映四川近代社会发展的各个侧面与层面,这也不利于对政治斗争史认识的深入;还指出,该书的框架与内容新意不够。[9]隗先生在为其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所撰“前言”中也强调:“近代城市史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理论、资料的准备均嫌不足,其多学科相交叉的特点更增加了研究的艰巨性。我们凭着一点探索热情,边干边学,在工作中随时有重任在肩又有力不从心之感。如果这本书能成为我国近代城市史研究之路上的一颗最初掷下的石子,我们将感到无限的满足。”[10]说得太好了。这不是隗先生的过分谦恭,而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表现;有了这种精神就能精益求精,不断进步。这是一种负责任的精神,也是隗先生在学术上永不停步,不断进取的表现。我认为,隗先生在学术上能获取重大成就,知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他无私,所以无畏。他为了求真理而献身学术,为了学术他可以献出一切,所以在学术的道路上,他是永不知足的探索者。他为了对人民负责,对学术负责,力求做到最好。这是极可贵的品质。

总之,隗瀛涛先生的学海人生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和感动。他为学术、为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他的优秀品质和对民族奉献精神的表现。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应该做些什么?又应该如何地做?隗先生是一面旗帜,是我们的楷模。我们应以隗先生为榜样,传承他的精神;学习他为学术献身,为民族奉献的品质,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建设得更加美好,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这是我们缅怀隗先生的意义所在。

注释:

[1]林家有:《论容闳的报国心》;载吴文莱主编《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30-31页。

[2][6]余长安主编《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第95页。

[3]《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章开沅先生八十华诞纪念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05年10月印,第11页。

[4]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编《刘望龄教授纪念集》,2000年11月广州印,第63页。

[5]参见广东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1-87页。

[7]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8][9]隗瀛涛:《古稀之年的回忆》,余长安主编《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第97-98页,第98-99页。

[10]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前言”,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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