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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惜芬受刑:廖仲恺农民革命思想渊源探析

[摘 要]在大革命时期,作为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对于农民问题及农民运动的理论有其独到的见解,希望发动工农群众通过革命的方式把国民革命推向高潮并取得最终的胜利。本文通过对廖仲恺关于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理论及其革命经历的梳理,分析他在复杂多变的大革命形势下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激进的思想,从而理清廖仲恺农民革命思想产生的渊源。

[关键词]廖仲恺;农民革命;思想;渊源

在大革命初期,广东农民运动点燃了全国农民运动的燎原之火,大力推动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巩固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该时期的广东农民运动之所以能够蓬勃兴起和迅速发展,除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对广东农民运动的积极推动。

刘少奇在《廖仲恺先生与工农政策》一文中强调,在国民党人中,廖仲恺是首先执行工农政策的一个人。作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代表,廖仲恺对于农民问题及农民运动的理论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对内要打倒官僚军阀及一切反动力量,对外要抵抗帝国主义者的重重压迫。”[1]而要取得国民革命的胜利,关键在于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农民运动。他在第一届广州农讲所所作的题为《农民运动所当注意之要点》的讲演中强调:“国民革命之主要分子为国民,国民中最多者莫如农民,故国民革命之唯一要件为须得农民大多数解与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如农民不解与不集中本党旗帜之下,则革命断无成功之可言,故我国国民革命之成功与否,全在乎农民之解革命与否一问题。”[2]因此,他呼吁:“吾人其不欲国民革命功成则已,否则必先去干农民运动!”[3]由此可见,廖仲恺深刻认识到农民在民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

国民党一大以后,廖仲恺身兼多职,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农民部长、广东省省长、财政部部长等职务,始终保持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亲密合作,不仅系统地论述了农民运动的地位、作用和发展方向,还努力从事农民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大力支持农民斗争,有效地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人廖仲恺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激进的思想,他的农民革命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下面将结合大革命时期廖仲恺的革命经历及其发表的关于农民革命问题的一系列演说和文章,对上述问题作一探析。

一、曲折的革命經历,使廖仲恺农民革命思想的形成成为可能

廖仲恺早在加入中国同盟会之时便开始确立了初期的革命思想,立志要推翻反动清王朝的黑暗统治,为人民的自由平等而战。武昌起义后,他到广州担任军政府的财政司长。辛亥革命爆发,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互勾结,多次革命活动以失败告终,廖仲恺试图依靠帝国主义力量实行“反满”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跟随孙中山到日本组成中华革命党,积极参与《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的制定,并在上海、广东等地组织反袁、护法斗争。后来,他与朱执信等创办《建设》杂志,翻译《进步与贫乏》《全民政治》等著作,大力宣传民主革命理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理论思考与革命宣传上。从此,他更加注重研究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史和探讨民主主义的问题。

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廖仲恺对中国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认识比以往更深入了一步。辛亥革命后,他曾认为民族和民权两个主义的任务已经解决,剩下的只有民生主义问题了;但历经多年的坎坷和失败,他开始认识到民族、民权两个主义的任务并没有解决。因此,廖仲恺从思想上又重新明确了三民主义的理论和任务,并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目标和依靠力量等根本问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他在黄埔军校政治班讲《帝国主义侵略史》这门课程时总结到:“大众要起来奋斗!我们若要实现三民主义,要先打倒帝国主义才可达到目的!”[4]他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的联合大会上指出:“工农利益与革命是不可分的,但是革命是工农为主才行。”[5]因为“我国农工占全民的十分之九,以这十分之九之大多数工农阶级,来做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中心势力,当得到胜利”[6]。他还特别强调:“要想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更非注意于最有革命力量的工农阶级不可。”[7]廖仲恺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更加坚定地领导农民运动,支持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指导乡村农民协会,以革命法令、革命武装保护贫苦农民的利益等等。这些认识和实践为其农民革命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现实土壤。

二、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变化发展,使廖仲恺踏上探索农民革命发展的道路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和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动。1917年,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它的影响下,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于1919年爆发了,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廖仲恺逐步认识到人民群众觉醒之后力量的巨大。他把五四运动中人民群众要求惩办卖国贼和拒签巴黎合约的举动,比作是资产阶级国家中罢官和复决两项民权的初步尝试。同时在理论上也认识到社会中阶级的划分和“阶级战争”的不可避免。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

廖仲恺二十多年的革命生涯,都在围绕着一个目标而奋斗,这就是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来拯救中华民族,力争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从事革命之初,廖仲恺等民主主义革命家就已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未找到建立真正革命军的道路。他从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潮流中,认识到“俄国革命成功,完全赖以主义为主干的军队——红军”[8],而中国革命“欲达到本党的三民主义,使国基巩固,民生乐利,全国得享革命成功后之幸福,固须由全国人民奋起协助,但仍要穿军服者本其本领与人民合作,方能迅速收其效果”[9]。他深刻地理解到“想要实现我们的理想,不得不用一种力量——强力——使他实现。以力量——强力——来实现理想就叫做革命。以理想来结合群众——工农商学阶级——使他们自家去武装起来扫清障碍,这就叫做国民革命”[10]。可见,此时的廖仲恺已经断然抛弃过去那种联络旧军队搞军事冒险的做法,开始探索建立真正革命军的道路。更可贵的是,他不仅主张通过黄埔军校建设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而且主张通过工会组织工团军,通过农民协会组织农团军,建设强大的工农武装作为革命政府的依靠力量,与帝国主义、地主买办、军阀作斗争。

从复杂多变的国内外革命形势中,廖仲恺看到“俄國革命以后,私有废除,生产分配之事,掌诸国家机关与人民合作社,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11],认为“五四”运动是广大民众行使自己主权的一次尝试。廖仲恺由此将目光转向用心研究工农大众,尤其是农民阶级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国革命发展的新道路。

三、国内外革命力量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廖仲恺农民革命理论取得新发展

十月革命爆发后,列宁、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不仅多次用信函与孙中山联系,而且先后派遣路博、魏金斯基、马林、达林、越飞、鲍罗廷等人来华直接帮助孙中山和中国革命。与此同时,廖仲恺积极协助孙中山通过信函、会晤与苏俄及共产国际联系。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或起草函电稿件,或参加会晤,或作为全权代表与苏俄代表会谈。通过这些交往活动,他进一步增进了对苏俄的了解,认为“俄国列宁主义”,不断地“进行为世界主义奋斗,为无产阶级奋斗”[12]。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进行了武装斗争的英勇尝试,并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表达了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愿望。接着,李大钊、苏俄代表和孙中山在上海举行了诚挚的会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实现了改组,召开了改组大会,发表了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宣布国民党政纲的宣言,这标志着国民党的新生和孙中山革命学说的巨大飞跃,廖仲恺的政治思想也随之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廖仲恺参与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制订工作和改组国民党的全过程,为三大政策的确立做出卓越贡献,逐步明确了“只靠士兵去打仗,很难得到胜利,惟有工农兵的大联合,始可达到成功”[13]。在对工农运动的根本态度上,廖仲恺逐步与共产党人达成共识。由此表明廖仲恺在探索农民革命道路理论方面又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四、孙中山革命思想的深刻影响,使廖仲恺的农民革命思想不断升华

廖仲恺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他不仅在思想上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而且在行动上不折不扣地执行孙中山的指示,因此他的农民革命思想的形成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20世纪初,廖仲恺投身于方兴未艾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他虽然不是追随孙中山最早的人,但他勇敢接受严峻考验,攻克重重困难,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并为保卫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和政策奋斗到生命最后一息。廖仲恺和孙中山一样,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与时俱进,善于接受新事物、新观点,顺应历史潮流前进,这为廖仲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萌生探索农民革命道路等进步思想奠定了基础。

廖仲恺注重对孙中山理论的阐述与丰富,更注重将孙中山主义与理想付诸实践。孙中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先行者,廖仲恺紧密围绕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探求,大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到了民国初年,廖仲恺进一步阐发了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学说和“三民主义”思想,着重强调了“平均地权”的阶级内容和农民问题。1924年前后,廖仲恺紧随孙中山“以俄为师”的主张,萌发了学习苏俄社会制度的想法,把农民问题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认为国民革命就是“谋农夫、工人的解放”。此外,他还坚决执行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其中对“扶助农工”政策的阐述与贯彻,尤为他的农民革命思想进入一个新境界的突出表现。这也说明廖仲恺在农民革命思想方面,是忠诚地支持和跟随孙中山的。他们的革命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并在实践中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革命性和妥协性。在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这是它进步的革命性的一面。廖仲恺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其先进的农民革命思想的形成也是由其民族资产阶级本身具有的革命性和积极性所决定的。

廖仲恺在其晚年发表了著名的政论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引起社会轰动。他文章中说到:“占我国人口最多的是农工阶级,那一派人替农工阶级打销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14]廖仲恺毫不含糊地指出以是否代表工农阶级和是否反对封建军阀、帝国主义作为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分水岭。从以上理论和主张可以看出,大革命时期的廖仲恺已经完成由旧民主主义者到新民主主义者的转变,发展成为激进的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其对农民革命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达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所能达到的高峰,为推动我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参考文献:

[1]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3:249.

[2]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M].广州:人民出版社,1987:127.

[3]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M].广州:人民出版社,1987:132.

[4]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3:275.

[5]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3:247.

[6]尚明轩.廖仲恺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137.

[7]尚明轩.廖仲恺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183.

[8]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3:245.

[9]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3:186.

[10]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3:245.

[11]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3:285.

[1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3:156.

[13]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3:279.

[14]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3:251.

作者简介:刘锐宁,女,汉族,广东阳春籍,1987年12月生,大学本科学历,历史学学士学位。现于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就职,助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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