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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篇原文:对明宣传语境下的七大恨再研究

[摘 要]后金天命三年四月十三努尔哈赤以告天七大恨起兵攻明,拉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同时也展开了后金对明以七大恨宣传为代表的宣传战的序幕。以往学界对“七大恨”的研究多停留在明清战争视角下七大恨“真本”的甄别和产生原因的分析、评价。本文试图论证后金对明七大恨宣传存在官、民两个语境,并在宣传策略上能够根据不同局势进行调整,已达到对明官迷惑、对民拉拢的目的,争取最大的战争胜算。

[关键词]七大恨;语境;宣传战;调整

后金天命三年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祭天焚表,告天七大恨,拉开了全面对明战争的序幕。作为这次改朝换代战争的“动员令”学界对七大恨[1]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民国年间孟森先生就发表了《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2],并同日本学者今西春秋利用不同的史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讨论七大恨版本的真实性[3];1966年台湾学者黄彰健在《论张儒绅赍夷文至明年月并论奴儿哈赤的七大恨及满文老档讳称建州国》一文中基于重新整理出的《满文老档》、《旧满洲档》等档案文件讨论了七大恨的真本问题[4]。八十年代以来,前清史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深度和广度,学界对于这一问题是在明清战争史视角下进行的,但大多因所选用的“真本”不同,在分析和评价方面出现极大的差异。例如,李洵、薛虹先生《清代全史》第一卷,比较《旧满洲档》《满文老档》《武皇帝实录》《高皇帝实录》和蒋氏《东华录》后认为天聪《木刻揭榜》本为真本[5];台湾学者陈致平的《中华通史》,完全否定的认为“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6]。正是学界过分强调“真本”选择,而忽略了不同版本的语境[7]。

一、对明七大恨宣传的官和民两个语境。

事实上,前辈诸家所据“真本”大略由此三种:《明神宗实录》(与《满文老档》《武皇帝实录》大略相同)[8]、天聪四年《木刻揭榜》本和《高皇帝实录》本。《高皇帝实录》成书最晚,史料价值最差,不足代表本文所论时间段内史事,故不论。《神宗实录》与《木刻揭榜》两本也不是非真即假,其实两者皆出自后金官方,代表统治者意志,只是两个版本的七大恨是发往明朝的官民两方,目的不同故版本不同。这里以《国榷》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寅条为例论证之。

“(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四月)甲寅,努尔哈赤遣头目章台等送汉人张儒绅、张栋、杨希舜进士七人,因奏七恨,先年无故杀其祖父、背盟护北关、嫁老女、三岔河退耕,自称建州可汗,求南朝官一人、通事官一人,缔好赴贡罢兵。初东厂太监庐受领司礼监印,其舍人王朝弼,一曰应朝,潜遣张儒绅市于抚顺,逞威福胁,今上书七恨,亦其一也。”[9]

此条史料与《神宗实录》本和《木刻揭榜》本对校,发现谈迁所记日期、人数、身份、张儒绅“逞威福胁”都有错误。但是“先年无故杀其祖父、背盟护北关、嫁老女、三岔河退耕,自称建州可汗,求南朝官一人、通事官一人,缔好赴贡罢兵”应是真实史料,史源应出《明神宗实录》。而将“逞威福胁”作为七大恨之一的情况出现在《木刻揭榜》,不见于《神宗实录》,这点差异也是学术界争论两版本哪个是真本的焦点所在。以《木刻揭榜》理校,以“逞威福胁”的人不是张儒绅而是萧伯芝[10]。事见《武皇帝实录》:“甲寅(1614年)年四月,万历皇帝遣守备萧伯芝来,诈称大臣,乘八抬轿,作威势,强令拜旨,述书中古今兴废之故,种种不善之言。太祖曰:‘吓我之书,何为下拜,善言善对,恶言恶对’,竟不览其书,令之回”[11]。被学术界相互排斥的两个本子,同时出现在成书于清初的《国榷》的一条史料中。由此观之,两者皆为“真本”,只是发送的对象不同,《神宗实录》本转抄自太祖致万历皇帝和地方大员的书信;天聪四年《木刻揭榜》是后金攻打永宁后发布的安民告示,所以后金对明七大恨的宣传存在官民两个语境的观点应是成立的。

《明神宗实录》本与《木刻揭榜》本的主要差异有二:其一,较多的强调后金与明之间的边境摩擦,明倚仗权势,袒护叶赫欺凌建州;其二,提出求和的条件,“及求南朝官一员、通官一员住他地好信实赴贡罢兵”[12]。明与后金之间的军事摩擦由来已久,过度强调明的偏袒和欺凌只是为了争取道义上的筹码,而对明官方提出罢兵的原因,其实是在迷惑、试探明朝的态度,对于这一点,明朝的边官当时就做出了一针见血的评价:“求和则愚我也”“迹此七宗恼恨之词,浑是一片激挑之意”[13]。

《木刻揭榜》本与《明神宗实录》本的差异在于上文之处的萧伯芝“逞威福胁”记作一恨。而这一官逼民反的典型事例,用作对民间宣传应有极强的“安抚”效果,甚至可能招引备受明朝官吏压迫的百姓来投。而试以此事作为一恨致书明廷,显然会遭到明廷官员的上下抵制,并无益处。

二、皇太极对七大恨宣传之调整

袁崇焕回书与皇太极对七大恨宣传之调整。后金政权的七大恨文本不仅有语境的调整,也会根据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

《满文老档》天聪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条:“传谕各城堡曰:‘金国汗谕绅衿、军民知悉:我国向以忠顺守边,叶赫原属我国。万历帝干预边外之事,离间我国,分而为二。曲在叶赫部,而强为庇获;直在我国,而强欲杀害,属肆欺凌,致成七大恨。我知其终不相容,遂慎而告天兴师。天以我为是,先赐我河东地方。父汗仍欲修了,遣人致书讲和,而尔国不从。继而天复赐我河西地方,仍屡遣使讲和。天启帝及崇祯帝,复行欺凌,命去金国皇帝帝号,禁用自制国宝。我亦乐于和好,欲去帝称汗,令尔国制印给用,又不允行。故我复告天兴师,长驱至此,破釜沉舟,断不返还。……我以抱恨兴师,恐不知者,以为特强征讨,故此谕知’”[14]。

天聪六年六月十三日条:“金国汗致书于明边各官:我之兴师,非欲取龙位得天下也。乃因尔辽东各官,不按中原处律从公审事,贪黩财货,不顾是非,援助边外叶赫,遣兵驻守,专意与我构怨,无故欺陵,遂酿成七恨。我曾屡次奏书尔帝以告,辽东官员与我结仇乃将我书雍于半途,不转奏尔帝,终不闻其回音。我之所以兴兵者,欲尔帝询问缘由,遂征抚顺,时获十三省商贾人,俱行释放,命携我书转呈尔帝,恐不能径达尔帝,又令其转交尔各省官员。其后亦后无回音”[15]。

皇太极初期的虽也以七大恨作为宣传,但是内容含糊,缩略很多,太祖时史料多列举七恨,并大肆渲染;此时之恨仅仅强调明廷偏袒叶赫,少数顾及塔克世、觉昌安之死。其实这一变化是有其原因的。

孙文良、李治亭先生在《明清战争史略》中指出,后金政权以七大恨起兵的正义性很强的时效性,“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总是以此表示自己是受压迫的,他们发动的所有战争,都具有反压迫的性质,这是利用人们同情弱者的心理,以求减少抵抗。实际上他们率领八旗铁骑进入辽沈,蹂躏内地,是不能以七大恨辩解的”[16]。

对于这种时效性,明朝人早有提出并以此严厉批驳了皇太极对起兵的辩解。事发于天聪元年正月,皇太极致书袁崇焕,书中例数七大恨,“我之大恨,有此七件,其馀小忿,数不胜数。凌辱已极,不堪容忍,是以兴师今尔若以我为是”,并且提出了求和的条件。袁崇焕回书:“往事七宗,汗仍抱为长恨,我焉能听之忍之。追国往事,穷究其因,乃我边境小人,与汗之不良诸申人,口舌相争,致起不端。设若明人不先滋事,则诸申之事必在其后,倘若诸申之事在后,则汉人岂先乎?做蘖之人等,即逭人利,难逃天怒。此等之事,不用我言,则汗亦知之也。今欲一一开析,恐难问其死亡者也。我所念者,不仅我皇上忘之,且汗亦并忘之也。然汗战斗十载。诸申汉人死于辽东之野,草被染污。天愁地怨,可怜至极,皆为此七恨。而我不发一言,可乎?今哈达、叶赫何在?河东河西死者,岂止十人呼?仳离者宁止一老女乎?辽东潘阳界内人民,尚不能保,宁问糗粮足与否?汗怨已雪,而心满意足。惟我皇帝,难消受耳”[17]。对于袁崇焕的回书,皇太极与四月初八日再次致书袁崇焕,针对袁崇焕指出的七大恨已经过时,皇太极的解释为:“尔来书云,欲我忘七恨等语。尔先世君臣以欺凌我国,遂成七恨,致起干戈。为将此情事令尔闻知,辨明是非,两国修好,以忘七恨矣。故我遣官与李喇嘛同往议和。若仍怀七恨,欲兴师征伐,则我遣何为哉?”[18]这样的解释显然牵强,而皇太极所言“若仍怀七恨,欲兴师征伐,则我遣何为哉?”也表明后金政权确实以意识到了,在占领辽东,兵锋直指辽西、山海关的新局势下再像太祖时期那样详述七大恨,已经不能起到招抚百姓换取同情的宣传目的了。是故,天聪三年皇太极抄略京郊所发榜文和天聪六年致书明边将书中都没有详谈七大恨,而是将起兵推进的原因归结为怨恨传不到北京,求和得不到满足,“辽东官员与我结仇乃将我书雍于半途,不转奏尔帝,终不闻其回音。我之所以兴兵者,欲尔帝询问缘由,遂征抚顺”。

最后,七大恨也用于对明将领的招降,关于招降的过程,《满文老档》天聪朝记载,皇太极曾于三年、六年六月和十月,三次致书明朝边官,一为“议和”,二为招降。而以七大恨直接招降俘虏的典型事件是天聪五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擒明统兵主将监军太仆寺卿张春,达海巴克什负责对其招降,达海在回答张春后金不顾人民生计妄举兵衅的指责时说“我非为杀掠而兴兵也。以明国与我有七大恨,所以兴师矣,前军至北京,曾致书六、七次,意欲讲和,竟无一言回报。”[19]想以此来招降张春,但是没有成功。

综上所述,后金政权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一直没有放弃利用七大恨对明朝进行宣传战,同时这种宣传不是过去学界认为的仅作为战争檄文的简单僵化的运用,而是存在官民两种宣传语境是有针对性的宣传,并能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宣传的内容和方式,已达到对明迷惑拉拢的最佳宣传效果,为后金与明战争争取更大的胜算。

参考文献:

[1]关于“七大恨”的版本,出现列举七大恨完整记述的有《明神宗实录》本、天聪四年《木刻揭榜》本、《清太祖皇帝实录》(下文简称《武皇帝实录》本)、《三朝辽事实录》本、《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本、《满文老档》本、《旧满洲档》本和蒋良骐《东华录》本等,略记数条者有《国榷》、《罪惟录》等书。

[2]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254-264页。

[3]今西春秋:《孟森氏に答ふ》,《东洋史研究》,1935,一卷五号:209;孟森:《关于“清太祖告天七大恨真本研究”答日本今西春秋氏》,《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265-268。

[4]黄彰健.《论张儒绅赍夷文至明年月并论奴儿哈赤的七大恨及满文老档讳称建州国》,《明清史研究丛稿》,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09月,第520页。

[5]李洵,薛虹:《清代通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按:“近人多以《满文老档》本为据,以为收入满文老档这为原文,汉文本为译文,实误。按此文告原本当为汉文本,是对汉人之宣传品”,此论断有误,据《满文老档》、《武皇帝实录》七大恨最早提出于天命三年二月间太祖与诸贝勒大臣会议,正式公布在此年四月十三起兵祭天之日,又据《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惟昔日司祝之人国语娴熟,遇有喜庆之事均能应时编纂祷祝,厥后司祝之清语”,女真祭天皆用满语,可知七大恨最早文本为满文,而天聪四年木刻揭榜当是由满文转译而来。两先生认识到木刻揭榜是对汉人宣传品而否定《明神宗实录》本的真实性,是受到了学术界对于真本非此即彼观点的影响。

[6](台湾)陈致平著:《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2003,第276页。

[7]语境:即语言环境。说话的现实情境,即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具体场合,一般包括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时间地点、听读对象、作(或说)者心境、词句的上下文等项因素。广义的语境包括文化背景。为人们理解和解释话语意义的依据。《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796页。

[8]黄彰健.《论张儒绅赍夷文至明年月并论奴儿哈赤的七大恨及满文老档讳称建州国》,《明清史研究丛稿》,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09月,第530页。

[9]谈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116页.

[10]孟森:《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2006年,246页。

[11]潘喆 、孙方明、李鸿彬编:《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31页。

[12]《明神宗实录》卷568“万历十四六年四月甲寅”,中研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本,第10690页。

[13]程开祜:《筹辽硕画》,《丛书集成续编》,新文丰出版集团,1986年,第211页。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第958页。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第1297页。

[16]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37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第814页。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第824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第1156、1157页。

作者简介:王川,男,(1991-),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明清史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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