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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里学院文体教室:自行车的前世今生

曾经,人们普遍认为,自行车是科学与运动的结合,是现代性的象征。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汽车在路面上横行,自行车一度沦为“穷人的座骑”,风光不再。而时隔百年之后,自行车又将重新成为现代性、创造力和自由精神的象征。

近代欧美:“自由的轮子”成为平均主义的代步工具

1813年,德国人卡尔·德莱斯发明了一种“无马之车”,有两个轮子,靠着人们两条腿交替向后蹬地面而前进。这种木质机械车就是自行车的前身——“德莱斯自行车”。经过不少发明者的改进,到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人詹姆斯·斯塔利制造出了一种前轮大,后轮小的自行车。80年代,前后轮尺寸相近的自行车又被发明出来;接着,链条驱动、刹车装置、充气自行车轮胎……自行车的基本结构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基本成型了。

在法国经济学家、城市规划学家弗雷德里克·赫兰看来,从1870年开始,人们就普遍认为,自行车是科学与运动的结合,是人类创造的杰作,是现代性进步的标志。人们把自行车称为“机械马”,不过它的价格比马低,而且能够摆脱马匹带来的种种烦恼。不仅不会累坏,而且想什么时候骑都可以。人们自在地骑着它走街串巷,不再受火车时刻的限制,不用担心路上的突发事件,也不用照顾马匹。对于原本步行的人来说,在消耗同样体力的前提之下,骑自行车覆盖的距离是原来的3-4倍,人们的日常活动范围由此可以扩大10-15倍。

这样的进步不仅带来了交通的便利,更加改变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1893年,美国最大女性政治团体“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的领导者、妇女运动的先驱弗兰西丝·威拉德成为第一个骑自行车的女性。1895年,一位英国作家说道:“自由的轮子,在繁荣的国度里自由旋转,今天的年轻女孩可以感受到自己的真正独立。”

在问世之初,自行车的价格非常高昂,几乎只有中产阶级才能够负担。不过,早在1899年,皮埃尔·吉法尔就在《马的终结》里这样预言:“自行车的出现带来了切实的社会效益。它让穷人有‘马’可骑,只消等待一次更大的潮流,它便会成为所有人的‘马’,一种平均主义的代步工具。”

到了20世纪上半叶,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自行车就渗入了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了普通民众的宠儿,大量工人、职员和农民开始骑车往返于家庭与工作之间。20世纪30年代前后,自行车被赋予了独立、自由、大众化的象征意义。赫兰指出,自行车有助于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平等的关系,推动民主社会的发展。

近代中国:“为了骑自行车,我敢把祖宗不肯动的门槛锯掉”

在欧洲新创的自行车,仅仅几年之后就传入了中国。徐涛在《自行车与近代中国》一书中指出,自行车传入中国最早的证据是1868年11月《上海新报》的记载。一开始,在中国骑自行车的大多是洋人。彼时自行车稀有而昂贵,买得起的都是锦衣玉食之辈;自行车本身的技术也并不完善,还是难以驾驭的大前轮自行车。因此,自行车一开始并没有赢得中国人的喜爱。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晚清宫廷》里记载了光绪帝学骑自行车的故事,“有一天,他的长辫子卷进自行车后轱辘里,从车上摔了下来。和当时很多中国人一样,他从此不再学骑自行车了”。

光绪这一则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末代皇帝溥仪和自行车的故事却赫赫有名。在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拍摄的溥仪传记性电影《末代皇帝》中,苏格兰老师庄士敦赠送了一辆自行车给溥仪,并耐心教导他骑车在宫中游走。自行车作为西方文明的象征,彻底打动了这位代表传统中国正统的末代皇帝。

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当中写道:“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们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晚年,他重游故宫,经过没有门槛的宫门时,又一边指给人们看,一边笑着说:“这是我的成绩,为了骑自行车,我敢把祖宗不肯动的门槛锯掉。”

随着新式自行车的出现和风靡,1898年1月,《申報》对自行车提出了赞美:“泰西向有脚踏车之制,迩日此风盛于沪上,华人能御者亦日见其多,轻灵便捷,其行若飞。”在人们眼中,自行车再也不是费力而无用的工具,而是可以愉悦身心的奇器,俨然成为了“现代”、“先进”的符号。甚至,在1900年,中国民族资本投资创办的第一家近代机器面粉厂——阜丰面粉厂把面粉的商标从“老车”牌改为了“自行车”牌,以将自家产品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最先进的生活理念挂钩。

除了上海,其他城市也出现了华人骑车的报道。1898年,在江西,人们看到某少年乘坐双钢轮脚踏车驰骋往来,“士人见所未见,无不讶为奇制”。1909年,两个深入中国内地的洋人在坐骡车经过山西时,十分惊讶,“竟有一名地方士绅骑着脚踏车超越他们”。在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拥有了自行车。

自行车回归:再次成为现代性、创造力和自由精神的代名词

从20世纪初期开始,在西方,汽车开始取代自行车的象征意义,逐渐成为了现代与自由的标志。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汽车在路面上横行,自行车也一度沦为了“穷人的座骑”,车道也常常被占,风光不再。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自行车也迅速地被舒适便捷的汽车所替代。

虽然整个社会在二战后对自行车的冷漠是普遍而明显的,但在年复一年的交通噪声和拥堵当中,人们对于汽车的不满终于爆发了。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变革之中,许多国家都掀起了反对消费社会的浪潮。在发达国家,自行车环保者日渐增多。到70年代,在法国,流行歌手乔·达桑唱起了“骑车在巴黎,超越小汽车”的曲子;在德国,交通流量节制的措施使得交通变得舒缓、过境车辆大幅减少,人们可以安全无忧地骑行;到八九十年代,随着交通限制区在意大利的推广,自行车又开始在这个国家流行;北欧也掀起了自行车复兴运动,是环境问题和经济萧条共同激发了人们发展自行车交通的决心。

近几年来,随着汽车造成的交通压力大增和全社会环保观念的发展,中国似乎也迎来了自行车的回归。公共自行车系统在各个城市出现,共享单车成为不少人出行的选择,“设置专用道,还路自行车”等保障自行车路权和安全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将健康理念运用在自行车的推广方面可以说也是正中靶心。骑车可以抵抗久坐对人带来的健康损害。经济理念在推广自行车方面同样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自行车没有油耗,可以缓和油价的飞涨;适量运动可以提高员工素质,提高企业的效率。环境、经济和社会的重重危机使得自行车的优势十分显著。

时隔百年之后,自行车再一次成为了现代性进步的象征。如今,相比那些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终于开上小汽车的人来说,年轻人对自行车更有亲和感。城市的精英阶层也正在不知不觉地引领着时尚的走向,他们习惯于拿着智能手机搜索附近的共享单车,潇洒骑上,飘逸而去,让“穷人的座驾”开始翻身,成为“潮人的玩意儿”。

现在,在荷兰和丹麦等国家,自行车已经被注入了更多的灵感和科技,成为了一门新的生活艺术。“自行车将重新成为现代性、创造力和自由精神的象征,正如19世纪后期一样。”赫兰说,“只不过这一次,它缤纷夺目的优异表现会更加惊艳。”

(《自行车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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