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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吉·黑心的时装帽:服色文化与君臣权斗

提 要:秦始皇統一六国,服色“上黑”;汉王刘邦王巴蜀、汉中,色“上赤”,最早至高祖五年袭秦德“色上黑”。文帝前元十四年改为“外黑内赤”,这不仅是秦、楚集团调和的产物,更蕴含新兴皇权与秦、楚集团的博弈;至武帝定服色“上黄”,汉代服色基本定谳,皇权成为国家权力的最高主宰。汉初服色改易过程虽然隐含着秦、楚集团博弈与调和,但更多体现的则是新兴皇权与旧有权贵间的权力争夺;服色的变化与选择旨在建立强大皇权和维护皇权正统性,服色改易的过程同时也是臣权衰退、皇权强化的过程。

关键词:汉初;“外黑内赤”;服色改易;君臣权斗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9.02.008

中国古代,王者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故《丧服大传》曰:“王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也。”夏以建寅为正,服色、牺牲、徽号、器械皆尚黑;殷以建丑为正,尚白;周以建子为正,尚赤。1秦统一六国后,“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2秦制“上黑”已为定谳,不再赘述。在学界引起较大争论的,莫过于汉初服色。从文献记载上看,汉初服色经历了由“上赤”到“上黑”到“外黑内赤”再到“上赤”的转变过程。尤引研究者关注的是汉王服色“上赤”与文帝“外黑内赤”事件。如顾颉刚先生认为,汉代初期并没有遵循火德“上赤”;3钱穆则坚持汉初存在服色“上赤”的阶段,4杨向奎、杨权亦赞同钱说。5其后,学界关于汉初服色“上赤”是否存在的争论大体不出二者范畴。《史记·封禅书》云:“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1汉王刘邦曾经施行过“色上赤”毋庸置疑。2高祖五年至高祖九年(前202年-前198年)间始遵秦“水德”,改服色“上黑”。

文帝服色“外黑内赤”是汉初服色改易的一种特殊现象,既无法用先秦以来的“五德终始说”去解释,亦难迎合董仲舒“三统论”的推演。服色“外黑内赤”是文帝时丞相张苍罢黜鲁人公孙臣“色上黄”建议后提出的一种新服色改易方案。对此,服虔释曰:“十月阴气在外,故外黑;阳气尚伏在地,故内赤。”3安子毓则将之与郑玄注所言“玄衣臔裳”联系在一起,认为“外黑内赤”与“玄衣臔裳”同义,乃先秦冕服制度遗留。4“玄”,黑色。《说文解字》云:“黑而有赤色者为玄”;5“臔”,《说文解字》释为“浅绛”,即浅红色。6故汉文献亦经常将“玄衣臔裳”述之为“玄衣朱裳”。7“玄”、“臔”分别对应“黑”、“赤”,从颜色上似迎合了安先生之论。但从字义本身去解释,则会发现与史实相悖。古代服饰分上下两部分,上曰衣,下曰裳,“玄衣臔裳”指的是黑色的上衣和红色的下裳,均属穿着于外面的衣服,只是上下颜色不同而已,似乎与“外黑内赤”并无相干,以“玄衣臔裳”对应“外黑内赤”难以释通。陈鹏则从汉初秦、楚两大集团政治博弈这一视角,认为文帝服色“外黑内赤”是秦、楚两大集团权力斗争调和的产物,颇有新意,然亦有许多可商榷之处。8陈文论据引用史料大多为高祖时事,以高祖时事论文帝朝政,稍嫌不妥。实际上,时至文帝入继皇统,秦、楚集团博弈固然存在,但相较新兴皇权(文帝集团)与旧有功臣集团(秦、楚)间的权力争斗而言,则逊色许多。文帝服色“外黑内赤”更多体现的是汉中前期以文帝为首的新兴皇权与秦、楚旧势力集团之间的博弈,其中也暗涵着新兴皇权阶层内部的矛盾与不成熟。

有鉴于此,本文以君臣权力斗争中的君主集权为视角,梳理汉初服色改易过程,考察汉王“尚赤”存续时间与文帝服色“外黑内赤”形成原因与影响,进而挖掘汉初服色改易背后蕴含的深层含意。

一、汉王“尚赤”与高祖“尚黑”

高祖刘邦在历经“汉王”到“汉帝”这一身份转变的同时,汉初服色也经历了由“尚赤”到“尚黑”的改易过程。高祖元年(前206年)二月,项羽自立西楚霸王,封沛公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刘邦成为汉王后,以十月为岁首,色“上赤”。9《史记·封禅书》载:“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10查《汉书·高祖纪》,项羽封刘邦为汉王在高祖元年二月,同年四月遣就国。因此,高祖元年(前206年)四月,刘邦为汉王后,服色“上赤”,当无疑义。对汉王缘何“色上赤”,学界颇有争议。王葆玹视之为五德相胜说,11汤其领认为是汉赤统代替秦白统,12钱穆、杨向奎等则主张汉王“色上赤”受“五色帝说”影响。13陈鹏亦赞同“五色帝说”,同时认为刘邦“色上赤”与楚俗“尚赤”有很大关系。1可从。刘邦自小生活在楚地,受楚俗影响较大,如“祠蚩尤,衅鼓旗”均属楚地习俗,汉初各项制度多依楚制与此应有较大关系。2除此,最初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也大部分为楚人,如萧何、曹参、王陵、周勃等皆属楚。且刘邦为汉王,依附的亦尚是西楚霸王项羽,因此,汉王遵楚习俗服色“上赤”是必然的选择。

其后,高祖“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袭秦正朔服色”,色“上黑”。3高祖色“上黑”的时间,顾颉刚认为在高祖二年(前205年)立北畤祀黑帝之时,4陈鹏亦定在高祖二年(前205年)。5然二前贤之论断似与史实不符。安子毓则认为发生在高祖七年(前200年)用叔孙通制礼仪时,6亦无确证。从史籍记载推断,高祖“尚黑如故”应发生在高祖五年至高祖九年(前202年-前198年)间。考证如下:

两汉文献关于高祖由“上赤”改为“尚黑”的记载有两处:

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7

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8

联系上下两条史料可知,张苍为计相绪正律历时,“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始“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故,高祖从秦“水德”,“尚黑如故”当发生在张苍为计相时。考《汉书·张苍传》:“燕王臧荼反,苍以代相从攻荼有功,封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迁为计相,一月,更以列侯为主计四岁……黥布反,汉立皇子长为淮南王,而苍相之。”9明显,苍迁为计相发生在“以代相从攻荼有功,封为北平侯”之后。又《汉书·高祖纪》载高祖五年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九月,虏荼。诏诸侯王视有功者立以为燕王。”10据此知,燕王臧荼反、高祖虏荼,“诏诸侯王视有功”一事出现在高祖五年(前202年)九月。显然,代相张苍“从攻荼有功,封为北平侯”亦当在高祖五年(前202年)九月“诏诸侯王视有功”加以封赏之时,此后才被迁为计相,“为主计四岁”。故此,张苍为计相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的时间可限制在高祖五年至高祖九年(前202年-前198年,即张苍为计任期内)之间。从目前可查考的实朔干支,亦能佐证这一点。11此时高祖正值初即位,“天下初定”之时,正好与《史记·历书》所谓“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的记载相符合。12

综上,汉王服色“上赤”起始于高祖(汉王)元年(前206年),至少持续5年。高祖五年至高祖九年(前202年-前198年)间始遵秦“水德”,改服色“尚黑”。

关于高祖改服色“尚黑”,陈鹏认为“汉承秦水德,是在汉承秦制和用秦之人背景下,出于汉初制度草创和联合秦人的双重需要。”13这无疑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还有另外两点陈文并未提及:一是高祖意在向世人昭示其皇位的正统性。14众所周知,王朝的正统或者说皇位的合法性,对人心向背,维系天下稳定具有起足轻重的作用。如光武中兴时,“绛衣大冠”,百姓皆复见“汉官威仪”,由是“识者皆属心焉”。1王朝或皇位的正统性对统治者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高祖才需要“获水德之瑞”色“尚黑”,以表明其皇位是继承秦正统。二是便于施行。秦自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直到高祖元年(前206年)灭秦,已对华夏实行了16年的有效统治,且法律严酷,各项规章、制度均已深入人心,并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习惯。如高祖定天下后,“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2“少所变改”的重要原因就是“习以为惯”,习惯的养成需要很长的时间,不易改变。王莽篡位失败,很大的原因就是政令改易频繁,“百姓多不从”。3高祖起自里巷,自然很明白这一点,且较高祖为汉王时,统治区域中秦故地面积多有扩大,值此天下初定,万民新附,高祖“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色“尚黑如故”合乎时宜。此时权臣萧何、陈平等虽大部分为楚人,但均为有识之士,自然很明白这一点,故在张苍提出“尚黑如故”之时,并不反对。

二、权力再分配与调和:文帝服色“外黑内赤”

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2年),鲁人公孙臣上书“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张苍以“汉乃水德之始”罢之,改服色“外黑内赤”。《史记·封禅书》曰: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4

早在此前,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贾谊就曾提出“改正朔,易服色”,后遭贬抑。5之后,才是公孙臣倡导“色上黄”。关于丞相张苍罢“色上黄”的原因,太史公曰:“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旧德用。申屠嘉可谓刚毅守节矣,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6从太史公的评论能明显感觉到,张苍黜贾谊、公孙臣“言正朔服色事”,很大原因是贾生、公孙臣有“术学”,不想被取而代之。7

对于张苍倡导“外黑内赤”,陈鹏认为“这是秦、楚文化调和的产物,同时也暗涵着秦人集团与楚人集团间的博弈。”8笔者赞同陈鹏“秦、楚调和的产物”说,但同时陈文认为“暗涵着秦、楚集团的博弈”稍显牵强。为了证明秦、楚集团间存在博弈,陈文举有一例:

楚骑来众,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车骑将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今为校尉,可为骑将。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愿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灌婴虽少,然数力战,乃拜灌婴为中大夫,令李必、骆甲为左右校尉,将郎中骑兵击楚骑于荥阳东,大破之。9

查对《史记》、《汉书》及《资治通鉴》,上述事件发生在高祖二年(前205年)。此时,统治政权内秦、楚两大集团之间存在政治博弈,这是必然的,也是事实。但是,前文已指出,张苍“外黑内赤”说的提出发生在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2年),距高祖二年(前205年)已过去43年,政局早已发生很大变化,再以汉王时事论证文帝朝局似有不妥。事实上,至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2年),秦、楚集团间的博弈早已非常微弱,代之而起的则是新兴皇权与秦、楚两大集团的對抗。张苍“外黑内赤”说正是在此背景下孕育而出。

众所周知,自秦始皇“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建立皇帝制度以来,维护皇权稳固、皇帝专制与皇权强化一直以来都成为历代帝王进行制度设计与权力改造的核心目的。无论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制度,还是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郡县体制,其本质都是在加强和维护皇权,确保皇权的至高无上。1封建法律制度与政治体制的确立,目的也是确保皇权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强化帝王的绝对权力。2虽然各项法律、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建立都在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但在权力实际运作过程中,却会存在某些偏离。在皇帝年幼、嗣子空缺或诸侯势力坐大等特殊情况出现时,皇权极易受到其他势力挤压,从而致使皇权侵削或旁落,国家权力就会遭受其他势力掌控,最明显的莫过于君臣权力之争、外戚干政与宦官“口含天宪”把持朝政。吕后之后,汉中前期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出现了嗣子空缺、权臣执政导致皇权旁落的特殊政治现象。

惠帝七年(前188年)崩于未央宫,吕后临朝称制,至此皇权落入以吕后为首的外戚手中。其后八年(前180年),皇太后崩于未央宫,太尉周勃等联合铲灭诸吕,大臣相与阴谋,尊立文帝。3

此时,朝廷权力中心虽然有齐悼惠王子朱虚侯刘章,但刘氏皇权却早已衰微,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御史大夫张苍等旧有权臣成为代行皇权的实际权力运作和掌控者。文帝即位,虽来自周勃和张苍为首的楚、秦两大集团的共同推举,4

但在京畿权力核心,文帝可谓是薄弱的外来势力。故,文帝日夕入未央宫,当夜即“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5加强宫廷宿卫,最大程度确保自身安全和皇权的正常运行。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以文帝为代表的新兴皇权集团对朝廷中权力深固、且掌握实权的旧有秦、楚两大集团是持不信任、提防态度的。贾谊深明此中要害,故首倡“改正朔、易服色”,借以巩固文帝皇权。6《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7表面上,贾谊欲通过“易服色”,“悉更秦之法”,草具汉代仪法,实质上,贾谊意在借“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之机,打击旧有势力,巩固文帝皇权。事物的发展规律决定着当某一环境受到外来势力入侵时,其内部无论此前如何矛盾重重,届时必然团结一致对抗外敌。贾生此举触及秦、楚旧势力集团的既得利益,毫无意外的遭受他们共同攻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8“绛、灌、东阳侯、冯敬”分别指的是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和御史大夫冯敬,其中周勃、灌婴是随高祖打天下的汉初军功地主(楚集团)。东阳侯张相如所属派系集团,王符《潜夫论》曰:

《诗》颂宣王,始有“张仲孝友”,至春秋时,宋有张白蔑矣。惟晋张侯、张老,实为大家。张孟谈相赵襄子以灭智伯,遂逃功赏,耕于?山。后魏有张仪、张丑。至汉,张姓滋多。常山王张耳,梁人。丞相张苍,阳武人也。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张汤,增定律令,以防奸恶,有利于民,又好荐贤达士,故受福祐。9

张氏自春秋以来所居住之地大致在宋、晋、魏之“秦地”,且张苍、张相如均同“增定律令”,无论是从地缘上亦或学派上看,张相如当与张苍同属秦旧士大夫集团。御史大夫冯敬,高祖谓之“秦将冯无择子”,10显然,冯敬亦属秦集团。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记载上看,贾谊倡导改服色遭到了“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也就是说遭受秦、楚两大集团的共同打击,目睹此一切的文帝鉴于根基未稳,皇权旁落,也只能是“谦让未遑”,继而将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这次皇权与秦、楚集团的斗争,由于秦、楚集团的联合及皇权旁落,最终以秦、楚集团的胜利告终。但是,汉初君臣权斗还远没有结束,事情的转折点就发生在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2年)。

文帝前元十四年改服色“外黑内赤”,主要受张苍“色上黑”主张的影响,实质上就是张苍促使形成的。服色“上黑”当时尚占据统治地位,而兼用“内赤”,从文帝角度考量就是平衡秦、楚两大集团在朝中的地位,不使一家独大。站在张苍位置,最初主张色“上黑”,后亦同意文帝“外黑内赤”,目的就是为了调和、缓冲汉初以来秦、楚两大集团的矛盾,以期得到汉初军功集团(楚集团)的支持,共同对抗文帝皇权。初,高祖五年(前202年),计相张苍倡导汉为秦水德,“色上黑”,与楚集团属对立的两大政治集团。而后,随着文帝新兴皇权阶层的崛起,秦、楚两大旧集团急速衰败,权力地位严重剥弱。如前元二年(前178年)丞相陈平薨,文帝即“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加强地方兵权控制;前元三年(前177年)城阳王刘章薨,同年免丞相周勃,遣就国。1至前元十四年(前162年),文帝朝中秦、楚集团只剩下丞相张苍等少数几个人。无论是秦亦或是楚集团,此时力量均已十分薄弱。面对如此不利局面,为保护本集团的既得利益,避免被贾谊、公孙臣等新兴皇权集团霸占(前引太史公论张苍黜贾生、公孙臣之目的业已反映此点),张苍不得不以“父事王陵”之类似手段,笼络楚军功集团,一起对抗皇权。这从张苍与王陵的关系可窥知一二,《史记·张丞相列传》载:“张苍德王陵。王陵者,安国侯也。及苍贵,常父事王陵。陵死后,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2王陵,沛人也,从最初就开始跟随高祖打天下,可谓是汉初军功集团(楚集团)的主要成员;张苍,秦集团的实际代表人物。张苍“德王陵”,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借此联合汉初楚军功集团,共同对抗文帝新兴皇权。但是,“外黑内赤”并非文帝的最终目的,文帝的最终目的是要改服色“上黄”,彻底将旧有秦、楚集团排除出权力中心。如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1年),黄龙见成纪,即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3在“外黑内赤”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服色改易。然而,正当文帝强化皇权的雄心壮志高涨之时,一场不期而至的宠臣新垣平叛乱打破了原有的政治意图,服色改易也就不了了之。4

从权力对比上看,至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2年),皇权对秦、楚集团的斗争已取得很大胜利,新兴皇权集团某种程度上业已占据明显上风,但最后却没有成功,这既有文帝因新垣平作乱“废不复问”的自身原因,同时也反映出新兴皇权集团内部的矛盾及彻底清除秦、楚旧势力集团时机的不成熟。5简言之,文帝服色由“上赤”改易为“外黑内赤”,到最后“废不復问”,体现了汉中前期以文帝为首的新兴皇权阶层与秦、楚旧势力集团之间的博弈,其中也暗涵着新兴皇权阶层内部的矛盾与不成熟。正因为如此,下一场更为强势的服色改易运动正蓄势待发。

三、服色定谳与君臣权斗终结:武帝色“上黄”

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2年),由于遭受秦、楚两大旧势力集团的共同阻击,加之内部矛盾重重,服色改易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但也并非无所收获。《史记·孝文本纪》载:“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6虽然,文帝没有将服色改易一步到位,但是也将张苍“外黑内赤”改为“上赤”。“上赤”的目的就是为了拉拢楚军功集团,分化秦、楚联盟,为后代帝王改易服制、强化皇权打下基础。如先后以楚集团领袖周勃、灌英为丞相,起用周勃子周亚夫(属楚集团)为车骑将军等。景帝在位16年,未有服色改易。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赵绾、王臧议立明堂、改服色,被窦太后废黜,自杀。《史记·封禅书》云:

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1

文中的“搢绅”,《汉书·郊祀志》载之为“缙绅”,“搢”、“缙”古文通用,应指同一群体,于后文探讨。由于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武帝的第一次服色改易夭折,而夭折的根本还是在于皇权旁落,为窦氏外戚掌控。

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服色改易又一次展开,文帝时贾谊、公孙臣倡导的色“上黄”至此才得以实现。《史记·封禅书》云:“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为太初元年。”2在此之前,衣“上黄”在某些场合早已施行,只是未以诏令的形式宣布改服色“上黄”。如:

(元鼎五年)其明年,天子郊雍……有司与太史令谈、祠官宽舒议:“天地牲,角茧栗……已祠尽瘗,而从祠衣上黄。”3

(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昒爽,天子始郊拜泰一……而衣上黃。4

(元封元年四月)丙辰,禅泰山下阯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5

元鼎五年(前112年),太史令谈与祠官宽舒建议武帝“郊雍”时应“祠衣上黄”。同年十一月,武帝郊拜泰一,采纳太史令谈、祠官宽舒等议,“衣上黄”。元封元年(前110年)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衣上黄而尽用乐焉”。应该说,在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诏令改服色“上黄”前,衣“上黄”制度几近为常制。

从以上改易服色过程可以看出,武帝进行服色改易并非一蹴而就,有一个较长的循序渐进历程(从建元元年至太初元年,历时36年)。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第一次服色改易来源于“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即是得到了“缙(搢)绅”(《汉书·郊祀志》注引师古曰:“‘缙绅’或作‘荐绅’者”6)们的支持。关于“缙(搢)绅”(或“荐绅”),《史记·孝武本纪》注引《索隐》曰:“荐,音搢。搢,挺也。言挺笏于绅带之间。”7《汉书·叔孙通传》载:“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辩,并成大业。”引师古曰:“缙绅,儒者之服也。”8可见,“缙绅”指儒者、士大夫。应该说,武帝改易服制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儒者、士大夫们的大力支持,高祖以征伐定天下靠的是汉初军功集团,然守成、“并成大业”则必须靠“缙绅之徒”,这也是武帝能够一举增定服色的重要原因。

武帝即位之初,根基未稳,此时虽然“缙绅之徒”翘首以盼改易服色,但实权却掌握在以窦太后为首的外戚之手,服色改易最后只能落得一个“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的下场。其后六年(前135年),窦太后崩,威胁皇权的一大因素消失,武帝强化皇权的行动接连展开。元光元年(前134年),征文学之士董仲舒、公孙弘等;元光二年(前133年),整肃军队,开始第一次对匈战争;元光四年(前131年),将魏其侯窦婴弃市,窦氏家族中唯一有实权之人从此也被铲除;其后,接连改革赋税、增加财政收入、扩充军队、远征匈奴等,皇权得到极大强化。9至太初元年(前104年)正式改易服色,皇权早已成为国家的主宰,至高无上,不可撼动。

四、君臣权斗的余续:莽新“宝黄厮赤”

自武帝“色上黄”后,昭、宣、元、成、哀遵而未改,其后王莽篡位,再一次倡导服色改易。《汉书·王莽传》载:

戊辰,莽至高庙拜受金匮神嬗。御王冠,谒太后,还坐未央宫前殿,下书曰:“予以不德……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1

王莽自以为黄帝之后,于始建国元年(9年)改正朔、易服色,“服色配德上黄”,据五德相生相替理论,汉赤帝之后,莽新土德代替汉火德乃顺天命。为宣示自身皇位的正统性,册封孺子曰:

咨尔婴,昔皇天右乃太祖,历世十二,享国二百一十载,历数在于予躬……为定安公国。立汉祖宗之庙于其国,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历代之祀焉。2

封汉孺子为安汉公,令“与周后并,行其正朔、服色”,即将汉朝正朔、服色由武帝时的色“上黄”恢复为“上赤”。其后,又下令“宝黄廝赤”,贱汉行,打压、贬抑汉集团。3王莽无论是改正朔、易服色,令汉行周朔(上赤),还是“宝黄廝赤”,本质上还是与文帝、武帝改易服色目的一样,意在加强莽新皇权,稳固自身统治。

要之,服色改易,是中国古代五行学说发展的必然。五行学说,是一种辩证的宇宙观,为了顺应统治者的需要也在不断调整与发展。从另一点上说,古代中国五行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它即得利于统治者的支持也服务于统治者。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历经汉王“上赤”,高祖“上黑”,文帝“外黑内赤”到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色上黄”,服色改易过程也是皇权强化过程。汉王“上赤”开始至武帝“上黄”结束,服色的变化既旨在建立强大的君主集权和维护皇权的正统性,又暗涵者皇权与秦楚集团、秦集团与楚集团间不同政治势力的博弈与调和。无可否认的是,汉代改易服色最终虽然以皇权的绝对胜利而结束,但是新兴皇权与秦、楚集团也均为此付出惨痛代价。

[作者吴方浪(1986年—),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江西,南昌,330022]

[收稿日期:2018年12月7日]

(责任编辑:王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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