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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又现杀官事件,那些权益和尊严的新伤旧痛

老区的杀官事件


2018年1月5日早上,南昌市进贤县南台乡,60岁的村民黄三群,携带两把刀具(一把木柄水果尖刀和一把自制丁字型刀具),在乡政府三楼堵住了正准备出门的37岁的乡党委书记徐强,纠缠一段时间后,拿出木柄水果尖刀,对其左肋及胸口连刺3刀,并持刀追赶已受伤的徐强至二楼。


闻讯赶来的乡干部及及派出所民警制服并控制住了黄三群,抓捕过程中,黄三群试图自残。


徐强被送进医院,早上11点,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是自2017年3月17日,赣州南康区农民明经国锄死乡人大主席卓宇后,江西发生的又一起村民杀死乡干部的恶性事件。


明经国被抓


2018年1月6日,进贤县警方称,黄三群1982年到乡政府厨房做临时工,因其工作中存在松懈拖沓、还与其他职工发生矛盾等情况,1999年乡政府研究后将其调离厨房,转岗打扫卫生,但其工作仍然懒散,不负责任,且不听教育劝导。


2016年10月20日,经乡党政班子会集体研究决定对黄三群予以辞退,并依据有关政策补偿了其17个月的基本工资1.49万元。


此后,黄三群向乡政府提出要求全额解决之前自己缴纳的社保金4万余元和租房补贴1.7万元,2017年12月27日经党政主要领导和居委会主任会商,并同时征求了黄三群意见,同意为其解决租房补贴1.7万元并为其缴纳单位应承担部分的社保金4500元,另外给予其1.3万元生活补助,黄三群不同意,“并无理缠闹”。


黄三群1958年1月出生,事实上到2018年,正好是退休年龄。如果2016年被辞退,并取消社保,很可能就意味着拿不到退休金。

 

所以,黄三群的儿子说:“既然工作表现不好,为什么要等到2016年才把我父亲辞退呢?他就快要退休了。”

 

而且黄三群也并没有拿到乡政府说的这笔钱。 


乡政府是否知法犯法


1976年,黄三群在原公社林场做知情,1982年调入公社食堂搞后勤,直至2016年10月。

 

因为黄三群一直在乡政府工作,所以家里没有耕地。2014年,当时的乡领导为黄三群解决了社保指标,黄三群自己一次性交纳了4万元社保,2015年开始,乡政府同意为黄三群交纳单位的那部分社保,黄三群自己交8%。

 

2016年,徐强个人决定,不再替黄三群交那20%的社保了,之后,黄三群数次去找徐强说理,徐强要么不理睬,要么只是看电脑。

 

10月20日,黄三群再次去找徐强,正在徐强办公室的乡长余振华拍着桌子要黄三群走人,黄一气之下抓住了余振华的衣领。

 

到了晚上,乡政府召开党政班子会议,决定开除黄三群。

 

黄三群气不过,12月,找人写了申诉材料。

 

在申诉材料里,他说:“经他(徐强)一手安排在乡大院上班人员(2015年以后上班的)却为与他们承担40%左右的社保资金,这样明显有失公平公正。”

 

还说:“四十余年来,(我)干尽了别人不愿意干、不会干的脏活、累活。”“我快满60岁了,总不能一辈子干这苦差事,走人就走人,但总要给我一个交代吧!”

 

在黄三群的申诉材料中,他提到对乡政府的三项要求:

 

1,退还本应由乡政府承担的社保金4万余元;

 

2,从2015年起,乡政府要缴纳20%社保金;

 

3,从1976年起至2016年共41年,每年按一个月工资予以补发工资

 

抛开黄三群将自己的工龄从76年当知青时算起,如果按1982年开始在乡政府做食堂算,大概也能得出这样几条并不利于乡政府的信息:

 

1,黄三群已在乡政府工作35年,直到2015年,单位才为他缴纳社保,然后在2016年又取消了。按1994年的劳动法规定,员工工资不能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并要购买社保,政府不能带头违法。

 

2, 辞退工作人员补偿工资应该按一年工龄一个月来计算,但乡政府明显没有这样做。

 

3, 如果17个月经济补偿金是1.49万的话,平均下来一个月只有876.5元,而江西省2016年三类区域最低工资标准为1340元,2017年则调整为1470元。乡政府给黄三群的补偿,低于江西任何一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那么,在乡政府的工资发放、社会保险缴纳、经济补偿都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黄三群提出的权益保障,真的是“无理缠闹”吗?

 

尊严来自公平公正

 

近年来,官民对立,甚至招致民杀官的事情,时有发生:


上海杨佳、沈阳夏俊峰、苏州范木根、郑州范培华、江西钱明奇……


范木根



每一件血案,无论对行凶者还是受害者,从个人到家庭,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伤痛。还常常引发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拷问。


基层官员,因为站在冲突的第一线,面临的潜在风险也更大。这一方面有当地政府追求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忽视农民利益的原因,另一方面,和一些政府官员打心眼里不尊重老百姓,态度蛮横、想说啥就说啥、想干啥就干啥也大有干系。

 

在黄三群这个案子里,徐强对他不理不睬,以及乡长余振华拍着桌子赶人,就很有代表性,可能在他们眼里,自己是领导,领导做出的决定,你服从就是,哪里那么多废话?

 

江西赣州明经国锄杀乡人大主席,也有类似的原因。看看这则拆迁通知吧,2月6日发出通知,要求9日前做好权属登记确认,11日前就完成拆迁工作。

 


这种一言九鼎,不容分辨的粗暴作风,究其根本,是将百姓当做“猪狗”,毫不考虑对方的利益和尊严。

 

其实,每一个官民对立的故事背后,都有一种深层的、与我们每个人相关的东西存在,这种相通的东西就是中国人对于尊严的渴望与寻求。

 

千百年,尤其是百年以来,中华民族灾难深重,这种灾难不可能不在我们身上留下烙印。

 

深究每个家庭或个人,都有太多尊严受损、人性被蔑视与伤害的故事,这些情绪代代相传,大部分人的内心深处,其实都长期处于一种巨大的自卑愤懑之中,不能摆脱。

 

三十年以前,底层百姓忙于生存,面对不公,也多麻木逃避。但现在,生存已不是压倒性的问题了,甚至一点点不公,都会激发出尊严的新伤旧痛。

 

从2008年杨佳案开始,因对自身尊严的敏感,造成的社会悲剧,比比皆是。用黄三群或明经国等人的经历与性格来解释,只能说明“为什么是他对官员下手”的偶然性,却很可能遮蔽了偶然之中的必然。

 

平等,公正,是写入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别说这种无视规则的领导个人意志,就算上学、就业、社保、医疗,还有多少看人下菜的歧视性规定,每一种不公的规定背后,是否都留下了对人尊严的蔑视和反社会的安全隐患?

 

如果意识不到这些,类似悲剧就很难停止。很多人将这些事情归于中国人戾气太重,那只是因为忽略了历史因素。

 

后现代理论大师詹姆逊说过,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任何最私人的领域的故事,都是民族政治的寓言。此话着实不假。

 

总之,对那些工作在一线的基层官员来说,应该谨记,尊重百姓、公平公正,才是保障自己生命安全的根本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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