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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问流徒需酷刑:颜真卿笔下的“盛唐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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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行书之二”的《祭侄文稿》,写成于1260年前的大唐758年,那个戊戌年,从颜真卿淋漓的墨迹之中,人们看到的却是“盛唐乱象”。

在距今1260年前的大唐,那一年是公元758年,唐肃宗李亨即位的第二年,乾元元年,同时也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三年,长安失而复得,一片残破之相。

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

中国人对于盛唐总有着无限的向往,究其所以,大抵上是因为盛唐强盛的国力,四夷来朝的荣耀,以及繁荣发达的文化。此外,经由唐太宗、唐高宗时代持续的开疆拓土,以及武则天时代的守成维持,当大唐传至开元皇帝玄宗李隆基时,这个国家终于进入了疆域辽阔、兵强马壮的真正意义上的盛唐时代。

唐玄宗统治前期励精图治。当他平乱太平公主之后,改年號为开元,正式开启了大唐盛世的大幕。开元中,姚崇、宋璟被玄宗任用为相,辅佐政务,兢兢业业。唐玄宗本人也勤于政务,在裁减冗员,整顿吏治的同时广开言路。此外,他一改李唐帝国立国百年积弊及落后于时代之政,审时度势地引导大唐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在对周边契丹、突厥保持防御态势的同时,册封回纥,并与松辽平原上的靺鞨渤海国保持宗藩关系。对西南地区的吐蕃政权,玄宗持续战争,也大抵保持了唐在战争中的优势。至于西北地区,玄宗任用高仙芝、封常清等实力派名将坐镇西域,开疆拓土的同时,也使得帝国的声望远播中亚乃至欧洲地区。

根据史料记载,开元十四载(726年,玄宗改“年”为“载”)天下户口707万户,及至玄宗天宝中,天下户籍约907万户。人口极大增长的同时,物价却未上涨。开元中期,米价每斗仅13文,以至于史料称誉这一时代“天下无贵物”。

然而,如此盛世之下却隐藏着极大的历史危机。进入天宝年间,玄宗安于现状,一改勤政作风,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为相,骄奢之心日重,怠于政事,至于早年的纳谏之风,也已荡然无存。杜甫科举的遭遇便可说明问题。李林甫独相16年,一手遮天,他担心士子借科考机会抨击他为政荒乱,因此科考竟然无一人中榜,这其中也包括杜甫。当唐玄宗问及此事时,李林甫回答“野无遗贤”。玄宗听罢,竟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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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伴随着领土的持续扩张,帝国的边疆问题也随之产生。唐初开疆,采用的是羁縻式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不需太多驻军,但因为地方实际控制权并非掌握于唐人之手,因此新辟疆土的主权时有反复。针对这个情况,历史发展到玄宗朝时,唐人一改此前羁縻管控的方式,以直接的大军驻扎方式来管理新拓边而来的疆土。开元至天宝初,玄宗朝于边境设置十大军区,其最高长官便是节度使。

这些节度使原先仅仅主管防区的军事工作,但是随着作战的需要,节度使的权力逐渐扩大到军政、军储、财政方面,并兼任辖区的采访使,管辖该地区的各级州县。有的节度使又因为联防的需要,时常一人身兼数个节度使。这其中,安史之乱中的安禄山便是身兼平卢、河东、范阳三镇节度使,拥有重兵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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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玄宗时代的对外战争多用募兵制,唐初以来的府兵制度早已名存实亡。募兵的优势在于职业军人战斗力较强,而缺陷也很明显。军人世代为兵,军士出身复杂,为了利益士卒可不择手段。募兵军士只听统军将领号令,不知中央号令为何物。这也在军队构成上为安史之乱中的藩镇割据一方“奠定”了基础。唐代初年,为了防止地方割据情况,天下军府有三分之一集中于关中地区拱卫京师,以制衡地方军府。但是随着节度使军区的设置和募兵制的大量施行,中央禁军战斗力锐减,从人数上也居于明显劣势。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帝国拥兵57.4万,这其中镇守边地的边军达到49万。中央军事优势已经消失。

这些情况,都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历史即便没有选择安禄山作为盛唐时代的终结者,也会有张禄山、李禄山走上历史舞台。当然,历史之所以选择了安禄山也并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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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安禄山本为“营州杂胡”。所谓“杂胡”,《资治通鉴》里说的也很清楚,安禄山的母亲是突厥人,而他的父亲则血统混乱,也有说是中亚粟特人。现代的学术考证大抵上认为安禄山是中亚粟特人的后裔。

安禄山能够做到三镇节度使与李林甫当政有极大关系。李林甫为了防止边疆节度使因功入朝为相,因此多擢用一些没有背景的胡人镇边领军。这导致玄宗天宝中,主要节度使均为藩将。安禄山当然是符合李林甫的用人标准的。然而李林甫倒台后,继而为相的杨国忠与安禄山不睦,杨国忠是个荒淫小人,他为了不让安禄山威胁到自己的权势,多次向玄宗举报安禄山要谋反。杨国忠这么说只是为了逼迫安禄山谋反,以在玄宗面前表明自己为相之贤,以及预言的准确。谁曾想,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真的造了反并打出了讨伐杨国忠的旗号。仅仅27天,安禄山就攻克了开封,34天后洛阳沦陷。次年正月,安禄山称帝,定都洛阳,国号大燕。

长安失守已成定局。此后玄宗逃至马嵬驿,扈从禁军哗变。此后唐肃宗李亨即位,玄宗被奉为太上皇,一个时代就这么凄惨地落幕了。

颜真卿与《祭侄文稿》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安史之乱第三年,大唐名臣、镇守平原的颜真卿写下了名垂青史的《祭侄文稿》。颜真卿出身名门望族琅琊颜氏,北朝时代这个家族涌现了创作《颜氏家训》的颜之推,唐初名臣并长于文字音韵、校勘的大学问家颜师古是颜真卿五世祖。若继续往前推溯,孔子最著名的学生、春秋时代的颜回是这个家族早期的杰出代表。

颜真卿出身于如此家族,自然接受了不错的教育。颜真卿25岁中进士第,然而他看不惯杨国忠在朝中的奸佞之举,被杨国忠排挤出朝,天宝十二载(753年),颜真卿被外放为平原太守。平原属于安禄山辖区,颜真卿到任后,察觉到了安禄山即将谋反的蛛丝马迹,遂以降雨损坏城墙为由,加强城墙防御,并私底下招募丁壮,储存物资。为了迷惑安禄山,颜真卿每日与文士泛舟,饮酒赋诗。安禄山看颜真卿如此洒脱,以为他就是个普通书生,对自己并无威胁。因此,当安禄山起兵反叛,大唐震恐而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地处河北的平原在颜真卿的率领下,成为抵挡如潮乱军的一股劲流。唐玄宗在叛乱爆发之后,感慨说:“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但当他得知颜真卿坚守平原抵御叛军时,遗憾地说:“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

颜真卿被河北十七郡共推为统帅,集合了二十万大军,横绝于燕赵之间,成为安禄山乱军后方大患。颜真卿也成为安禄山的眼中钉,肉中刺。但不论是发动攻势,还是送人头来威胁,抑或是招降,颜真卿始终坚持抵抗,就是不降。

然而,就在此时,镇守常山的颜真卿堂兄颜杲卿和侄子颜季明兵败。颜真卿得知消息后万分焦急,因不知亲人生死情况,他派出另一侄子颜泉明去打探消息。最终,颜泉明只带回了亲人的部分遗骸:颜杲卿一足,颜季明的头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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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亲人遗骸之后,颜真卿悲不自胜,提笔写下了被后人称为“颜书第一”的“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其行文内容如下: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银青光禄(遗漏“大”字)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杨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惟尔挺生,夙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每慰人心。方期戬谷,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俾尔传言。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乎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櫬,及兹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卜尔幽宅。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这段文字,现今读来略显艰涩,但从满纸纵横的涂改和连绵不绝的用笔上,我们也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颜真卿的悲愤。《祭侄文稿》正文一共23列,凡234字,但就这么一篇短文中,顏真卿的涂改就有21处,共计34字。尤其是全帖的后半段,涂改越来越多,时常是一句话、一个词连续涂改多次。悲愤已经完全打乱了颜真卿的思绪,纵使平日下笔有神,今日也没法做到气定神闲,落笔成章。

元代张晏在观看此帖后,题跋说:“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告”其实就是“诰”,是官方正式文件,一般是用官楷写成。官楷书法具备端庄严肃的审美特点,适用于正式场合,但给人的感受就不如书简书法来得轻松。“书简”实际是指古人书信、便笺一类的书写文字。流传至今的王羲之书法作品的摹本中,有不少都属于这种类型,比如《快雪时晴帖》、《姨母帖》等。这些作品因是随手写就,因此书法线条比较轻松,把玩起来也不沉重。至于“起草”,大抵上就是指草稿一类的书法作品了。中国传世三大行书书法依次分别是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和苏轼的《黄州寒食帖》。除了苏轼的《黄州寒食帖》,其他两幅作品均为“起草”一类的草稿性的书法作品。不论是《兰亭序》还是《祭侄文稿》,通篇观之,二者最大的外在表象便是各种修改与涂抹。张晏在题跋中随后写道:“盖以告是官作,虽端楷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心手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大抵也是这个意思。

大多数人能够理解颜真卿《多宝塔碑》端庄之美,却无法理解写得乱七八糟的草稿《祭侄文稿》为何名列“天下第二行书”。实际上,情难自禁的颜真卿,将一腔悲愤化作笔端的线条,通过淋漓尽致的书写,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这种笔随心动的境界,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书家所追求的绝高境界。《祭侄文稿》之外的另外两幅作品也是如此。《兰亭序》是王羲之酒醉之后,释放真性情的洒脱之作。据传王羲之酒醒之后准备重写《兰亭序》,但不论他怎么用心去写,作品最终呈现的效果却都没有醉酒时的那幅来得真切。至于苏轼的《黄州寒食帖》也是如此。苏轼当时贬官在黄州,即便他是个豁达的人,但因仕途不顺,内心非常苦闷,加之寒食节至,苏轼借酒浇愁,即兴写出这幅作品。

总的说来,天下行书的前三甲,均是书家真性情的流露。而这种心、笔交融的境界或许只有用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才能完美诠释。

《祭侄文稿》的递藏历史

《祭侄文稿》是现存为数不多的颜真卿墨迹书法真迹,加之其又是颜真卿和安史之乱历史的第一手史料,因此弥足珍贵。不过就目前的研究来说,此帖的递藏历史却鲜有人做专门研究,现存的记录也存在一些问题。

颜真卿在758年创作出此帖之后,流于何处,史料脱载。现存台北故宫的此帖,又经过多次装裱,现存题跋为元人、清人所作,因此,就宋之前的收藏历史,很难在其装裱上看出痕迹来。根据无锡美术馆穆棣先生的研究,该帖于北宋中期元符三年(1100)之前曾庋藏于李士衡家。相关记载可以在南宋史家叶梦得所著《避暑录话》中查阅。若以元符三年为界,此时距离颜鲁公创作此帖已有342年之久。这期间作品的递藏情况仍不清楚。北宋年代,此帖已有刻本流播,黄庭坚在其《山谷集》中曾说到自己见过此帖的宋代刻本。此后,此帖进入长安安师文家收藏,这段历史被米芾在《宝章待访录》中记录下来。

宣和时代,宋徽宗刻意搜集天下书画名作,此帖因而进入宋徽宗内府收藏。我们知道,宋徽宗曾以统一的“宣和装”格式装裱内府收藏的书画作品。尽管《祭侄文稿》的装裱格式已经更改,但在现存的清代装裱上,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宣和装”的装裱痕迹。这个情况被元代文臣书家鲜于枢发现,并题跋于卷末。鲜于枢在题跋中说,此帖卷首“岁次戊戌”的“岁”旁,有非常淡的宣和内府圆形双龙印遗存,这与《宣和书谱》中此帖曾入内府收藏的记载相佐证。而靖康之乱中,此帖流散,似乎流落民间,未入金人内府一一至少从现存的史料记录和作品上的收藏印章来看,此帖与金代内府没有关系。

进入宋末,此帖被山东郓城的医家曹大本收藏。曹大本字彦礼,本人也是当时颇有名气的收藏家。元初,名臣鲜于枢在曹大本家看到《祭侄文稿》,很喜欢。他在卷末题跋中说道,他为了得到这幅作品,曾拿出自己收藏的古书数种与曹大本做交换。因此,《祭侄文稿》在鲜于枢眼中极其珍贵,这也是他在卷末一跋再跋的原因。此后,该帖进入清代内府收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我们时常用盛唐气象来概括颜真卿书作的艺术气度。然而,在这幅《祭侄文稿》中,我们看不到“盛唐气象”,放眼望去,更多的是“盛唐乱象”。颜真卿是个忠臣,他的后半生一直在维护国家统一,与叛乱和分裂做斗争。直到他最终出使李希烈乱军之中,遭囚禁而被杀。如此忠臣,如此书法,成为古人口中“字如其人”的表率。颜鲁公书法因其端正严谨的气度,受到后人欣赏,更因其刚正不阿、忠义许国的气节受到后人尊敬。“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正是颜鲁公书品、人品的绝佳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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