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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网英国liao1:令乾隆瞠目结舌的奇案:地方官集体诬陷老百姓

清乾隆年间,因为一场普通的口角争斗,地方富户却要置对方于死地。从知州到巡抚,竟将无中生有之事偷梁换柱成暴力抗法恶行……乾隆感叹:“此案大奇,实为从来未有之事。”

巡抚上奏,乾隆震怒

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一封山东巡抚长麟的奏折送到了乾隆的御案前。

长麟奏呈的事情并不复杂,甚至有些微不足道。他向乾隆提出,一位叫薛对元的滨州籍案犯可能窜逃到了京师,希望直隶和京畿能协同山东方面予以抓捕这个人。

乾隆很快下发了缉捕案犯的谕令。谕令里,乾隆大略复述了长麟所奏案情:滨州举人薛对元与贡生杜宜丰,因口角冲突而激化为滋事斗殴。不久,杜宜丰来到知州衙门,控告薛对元殴伤自己。知州接到报案后,派遣差役缉捕曾参与斗殴的薛宗孟和薛栋等人。没料到,薛对元竟纠合数人于半道抢夺犯人。最终,不仅犯人被抢走,连几位衙差也被打伤。如今薛宗孟等人已缉拿到案,唯有薛对元趁夜色逃到京师参加会试。地方官将薛对元拟“绞监候”刑罚。

殴打差官、抢夺案犯,乃是藐视官府、暴力抗法的重罪。于是乾隆复述完案情后,立即表示了自己的“义愤”:案犯薛对元系举人出身,与杜宜丰寻衅争殴,已属不当生事。衙门派人缉获案内人犯,他还敢于中途夺犯,擅行释放,殴伤差役,“尤为不法”。所以对于地方官员的量刑,乾隆没有提出异议。

乾隆猜测:薛对元可能藏匿邻省,然后教唆家人透露假消息,以期做漏网之鱼。他认为搜捕不应局限直隶一带,范围应扩展到全国大部。他让负责京师治安的皇孙绵恩,以及顺天府尹、直隶、河南、江南各地督抚,集中精锐力量在境内严密搜查。一旦抓捕到薛对元,立即将他解赴山东审讯,同时奏闻朝廷知晓。

嫌犯落网引出真假案情

抓捕行动进行得异常顺利。谕令颁下仅过了三天,薛对元就在京师落网了。

薛对元并未像乾隆想的那般捏造假行踪。他就住在京师,而且没有躲藏,绵恩轻而易举就将他抓获了。

乾隆令绵恩亲自审问薛对元。但经过绵恩初审,却发现案情有了和巡抚长麟迥然有异的叙述。

薛对元供称:乾隆五十四年六月间,他与平素熟识的通判侯永萼、杜宜丰等人谈及蒲台镇赶集的集场。集场位置本在蒲台镇西街,杜宜丰想在那里开设布市,要占据那块位置。薛对元不服杜宜丰,两人争执不下,最终由口角激化为斗殴。侯永萼在一旁忙着拉架解劝,但薛杜二人却愈发对立仇视。

薛对元的供词,也提及杜宜丰曾到知州衙门控告起诉。当地差役也曾传唤薛对元和薛宗孟等人到衙门候审。薛对元数月间屡次到衙门应诉,也曾作过情况说明、递过反诉状书。但知州迟迟不愿审讯了结此案。后来恩科会试日近,薛对元担心案情会耽误应试,就动身赴京了。

薛对元的供词,绵恩悉数奏报给了乾隆。乾隆极为惊奇,令人找来长麟奏折原本,仔细对照查看。长麟在奏折中详细描述了薛对元抢夺案犯情形:薛对元率人赶去,令人用铁尺打伤差役赵统。薛对元还撕破差役周贵衣服,将犯人夺去并释放。

薛对元供词与长麟奏报案情大不相同。看薛对元的讲述,双方更像一场互殴,各有情理过失。薛对元非常配合衙门要求,只是出于赴试赶考,才行色匆匆赶到京师,并无畏罪潜逃之心。

乾隆选择相信他的封疆大吏。为了查清案情,他令绵恩将薛对元解赴山东,并让长麟召寻其他案犯,互相对质,仔细讯问。

重臣主审埋下反转基调

在薛对元押回山东之际,乾隆又颁布谕令,三令五申地方官要详细查讯,务求水落石出。

鉴于薛对元供词与长麟奏报的矛盾,乾隆特派刑部尚书胡季堂亲往山东主审此案。

很快,胡季堂就发现了薛对元案情的重大疑点。

胡季堂发现,长麟所奏薛对元于正月二十日抢夺人犯。但正月十五日,薛对元已经到了京城的齐鲁会馆居住。胡季堂差人前往京师查看齐鲁会馆账簿记录,发现与薛对元陈述相符。而且几位山东籍京官也出面作证,正月二十日左右曾见过薛对元。

濱州距离京师千里之遥,当时就算乘坐最快的驿马,也不可能星速往返其间,并顺利纠合他人抢夺案犯。

胡季堂很快又有新发现:据长麟奏报,薛对元抢夺人犯在正月二十日。而查验卷宗,知州衙门曾于正月十四日派人前往捉拿薛对元。怎么会有劫狱滋事在后,捉拿案犯在前的道理?

随着查验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疑点让胡季堂触目惊心。秋审过堂时,薛对元明明没有到案,按察使竟然谎称他患病无法前来;薛对元族亲薛朴元的供词,按理应有亲笔画押,如今供词不仅没有画押,甚至薛朴元还供称当时未曾到案质讯。

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地方官员联手造假,欲置薛对元于死地的冤案。

但胡季堂怎么也想不通:长麟在担任山东巡抚之前,曾在刑部任过郎中,对律令非常娴熟。如今疑点如此明显的案件,长麟缘何没有看出破绽?

奇案令乾隆瞠目结舌

经过胡季堂抽丝剥茧的调查,案情发生了惊天的“反转”。原告成被告,被告成原告,地方官则全程参与了诬陷老百姓的“偷天换日计”的实施。

案件起因确实与巡抚长麟的奏报相符。杜、侯和薛,是当地素来相熟的三户人家。杜家是当地有名的富户,家资丰裕,粟钱充盈。侯家不但殷富,还出仕为官,势力更加显赫。只有薛家较为寒素,但薛对元已经中举,未来也许还要中进士,相较普通人家还是强许多。

在侯永萼的注视下,杜宜丰和薛对元就集市问题发生激烈冲突。杜宜丰咽不下这口气,叫嚣“花费二三千两银子,就可给薛姓没脸”。他接着到衙门控告并诬陷薛对元率人抢夺粮行,抢走大量粮食。

等到官差传唤薛对元到案,杜宜丰又行贿差役赵同善等人,让他们一同诬陷薛对元殴差夺犯,一定要将薛对元问成死罪。接受杜宜丰贿赂的知州,不问青红皂白将薛对元问成拟绞监候。为了打通上下关系,杜宜丰又出资贿赂知府。他还花费三千两,通过一位旧属员打通了山东按察使关节。他们原本以为,薛对元不会轻易落网,皇帝也不会太重视。到时薛对元被处决,死无对证,万事大吉。

当事人薛对元却对此毫不知情,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自家起身,正月到达京师参加会试。知州为了瞒天过海,在卷宗上捏造薛对元正月二十日殴打官差一事。

等到胡季堂就时间问题讯问地方官,他们却都改口薛对元犯案是在十二月二十六日(薛对元动身的前一天)。

地方官的改口,把负责呈递奏折的巡抚长麟推到了风口浪尖。

乾隆让长麟如实交代。长麟表示案件审讯时,自己正公出在外,没有细致核对卷宗,所以出现时间上的漏洞。

但案卷原件没有薛对元供词画押,案内各犯供词也无画押,违反最起码的审理程序。如此重大的程序纰漏,长麟也无法自圆其说。

乾隆接到胡季堂最终查明事实的奏折,感叹案件过于离奇,“此案大奇,实为从来未有之事”。

厘清案件真相始末后,为无辜者昭雪,对地方官员的大规模追责,自然都是应有之事。

(《大众日报》2018.7.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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