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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5.6.212:一个右派的三次婚姻

1957年儿子刚出生,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被划为右派,这年我妻子21岁。

两年后,我被遣送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时的新疆遥远又荒凉,我担心自己戴着右派帽子去,此行也许再也回不来了。因此,与妻儿离别之际,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我被分在石河子的兵团工二师机修厂当钳工,每月生活费31元,发工资见自己拿钱仅为技工的一半,难免一阵伤感,我就以“志士之美在于无私,人不能让铜臭玷污灵魂”的中华美德来鞭策自己。想到家中经济困难,我一发工资就跑到3公里外的邮政局寄回18元给家里,余下13元便是我全月的生活费。为此,我早饭吃包谷馍,喝包谷糊糊,中、晚去食堂很少买荤菜。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兵团实行粮食“低标准,瓜菜代”,我没钱买高价食品,夜里常常饿得睡不着。为省3角钱,我连最爱看的电影也不看了。每当夜深或节假日空闲下来,对家人的强烈思念把我折磨得站也不是,躺也不是,心里憋得發慌。我多么盼望妻子来此工作,最好把儿子也带上。但立即想到自己右派帽子未摘,不允许有个人打算,再说她大学刚毕业,更应集中精力钻研本职。于是我每周都给她写长信。纸薄情长,倾注了我的满腔热情和深沉爱恋,有时都羡慕那小小的信笺,几天内便可越过万水千山去到我心爱的人身边。我一再叮嘱她不要想我,这样于事无补,也影响情绪,影响工作,在分开的日子里,双方在工作上和学习上多努力,就能为未来的幸福打好基础。妻子也来信表示:“我会永远记住,在遥远的边疆有一个最亲爱的人,我将永远等待着他。”这沁人肺腑的话语,使我感到格外的温暖。

1963年,上级党委来人宣布摘去我的右派帽子,重回人民队伍。我欣喜若狂,当即提出把妻子调来的要求。领导答复,只要愿来,可以安排。当我把这喜讯告诉妻子时,她已变心了。她回信说:“由于双方经历与处境不同,我觉得分开比一起好。本来早想提出,但怕影响你的改造。现在你已回到人民队伍,将来也会有光明前途,我的任务也完成了。因此,我们还是心平气和地分手吧!希望你能谅解我。”这大出意料的回复,让我伤心极了,一时几乎丧失了继续前进的信心。盛怒之下,几个月未给她回信。然而,那一天还是来临了,对方法院转来她的离婚起诉书,本地法院也约我谈话。我这个被遗弃的人终于想通了,自己遭难何必连累他人,再说她等我几年也受苦不少。由于儿子一直由我父母带养,因此我要求儿子的抚养权归我所有。考虑到她父亲去世,弟妹又多,我不要她分担儿子的抚养费。我们就这样平静地离了婚。

被迫离婚的滋味是苦涩的,但工作救了我。我整个身心都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每晚都看书自学到深夜,刻苦钻研与本厂修制产品有关的技术知识。由于学用结合,因此收效明显,我搞成的多项技术革新,起到了提高工效、降低成本和减轻工人劳动强度的作用。那成功的喜悦,特别是领导和工友赞许的目光,把我那颗几经曲折却也还年轻的心重新激活,我深切体会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说的:“我一生经历过背叛和遗弃的痛苦,但有一种信念救了我,那就是为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才是最高超的爱情。”我对工作更热爱,对边疆建设也安下了心。摘帽后工资由31元增至52元,除给儿子多寄钱外,自己也可买书、订报、看电影,饭食也吃得比过去好。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前妻的形象逐渐淡薄下去,重组家庭的愿望产生了。

厂里有位会计,因不生孩子被丈夫要求离婚。她不顾同伴的非议,1965年已同我结婚。此时正搞社教,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了。考虑到自己摘帽右派的身份,我们就在工人住区的偏僻角落,找了间10平方米的土块房,悄悄地搬了进去,总算有了个小家。可惜未满一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降临了。北京来的红卫兵到处放火,把从各单位抓出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押到台上弯腰罚跪,捆绑打骂,整得死去活来。这种前所未有的批斗形式,可把大家吓坏了,一时之间气氛紧张,人人自危。

由于周围相继召开批斗会,我们厂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了。我的行动受到限制,一切大会小会,不准参加。此时妻子还能外出行动,每当夜深之际,她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我讲点外面批斗会的真情实况。看到有人跪凳子弄得双膝鲜血淋漓,寸步难行,她便帮我戴上护膝,还塞进了厚厚的棉花。听到有问必答可以少挨打,我就精心思考,写了一叠避重就轻、模棱两可的检查材料,揣在怀里等着那上台的一天到来。果然,1966年9月30日,无数标语和大字报贴到我小家的木门和土墙上,妻子当即被几个女民兵架走。她对我最后一瞥中满含的哀怒与惊恐,使我悲愤交加,刻骨铭心。我被挂上“老右派”的牌子,押到群众大会会场,跪在一条三角铁焊成的高凳上,领受一切你死我活的革命大批斗。尽管我汗流如注,口干舌燥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幸好年轻体质强,居然坚持下来,没有一头栽倒在地。大会在“给徐立汉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决定中胜利结束。

1967年元旦刚过,造反派决定将我清除出厂,同时贴出大字报,说无产阶级的财权岂能为右派老婆所掌握。看来,妻子已面临同我划清界线或被清除出厂的最后抉择。望着她体弱多病的瘦小身躯,想到我不能为她带来安宁的严峻现实,再加没有孩子拖累,我想至少为了一个人的前途,还是分手为妥。于是未经任何调解,我们便匆匆离了婚。接着,我卷起铺盖,爬上卡车,经过四天的艰辛跋涉,来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筑路工地。也许苦酒喝多了反而不觉苦,我想这样也好,今后独自一人,别无牵挂,更便于应付不测。反正我已到祖国最边远的角落,再放下也放不下去了。

这里刚开工的新(疆)青(海)公路,大都穿行在戈壁、沙丘和盐碱地带,也是我国人烟最稀少的地区。我们筑路队的驻地在若羌县,据说该县面积有两个浙江省大,但当时全县居民还不足二万。我们住帐篷、吃粗粮,没有文化生活,连报纸、广播都见不到,听不着。也许是经历过不寻常的磨砺,我很快就适应了工地的新生活。一方面服从班排长的分配,叫干啥就干啥,另一方面则接近工程技术人员,寻找机会来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1973年,从吐鲁番到库尔勒的南疆铁路一期工程上马,我被调往铁路工地,同铁道兵一起筑路基,架桥梁,打山洞,经过六年的奋力拼搏,终于把铁路修到南疆重镇库尔勒。正当我们准备从群山环抱的隧道工区搬下来时,1979年,我收到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对我错划右派予以改正的通知,22年蒙冤受屈的日子到此结束。

领导见我已年过四十,说该成家了。正巧附近兵团农场有位女士,丈夫去世后,带着两个幼女,仅靠菲薄的工资顽强生活,工作也很出色,赢得周围职工的好评。这非凡的毅力把我感动了,我们决定结婚,至于孩子不是亲生的,只要正确教育,就同亲生一样。她想为我再生一个孩子,我考虑到计划生育是我国基本国策,就努力说服她做了结扎手术。婚后不久,我即远赴关山深处,参加国家储备局的洞库建设工程。妻子则在农场安心劳动,勤俭持家。当时的兵团农场,粗粮吃,细粮卖,每人每月4两油。为改善生活,她利用业余时间种菜,养鸡,拔草喂兔,还养了一头猪、两条狗,经常劳作到深夜。上小学的两个女儿都争先恐后来帮忙。已在上海工作的儿子也来此住住,虽然生活清淡,但兵团农场洁静的居住条件,恬美的田园风光则是城里人见不到的。三个孩子和睦相处,屋外鸡兔成群,犬吠不止,屋内欢声笑语,其乐融融。以致探亲假期将至,儿子还不想返沪。

1984年洞库工程竣工,我被调到乌鲁木齐的兵团机械施工公司任总工程师,妻儿也一道进了城。从那以后的22年(直至2006年退休),我一直工作在天山南北的基建工地上,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1年评为“新中国屯垦戍边百位感动人物”。能够获此殊荣,同妻子为我创造了一个安定的后方关系密切。

2000年,在春意盎然的武昌江边花园,已在华中工学院教师岗位退休的前妻应约来相见。当年匆匆一别,不觉40年过去,往昔热情奔放的青年,如今已是饱经风霜的老人。两人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她说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未做过对不起我的事,并一再询问多年未见的儿子的近况。我告诉她,儿子从小远离双亲,养成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努力工作的性格,在当了几年建筑工人后又考取大学,毕业后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录用,如果想他,可以去看望。我们对于往事,也都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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