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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爱吃嫩豆腐:博学多才的徐震堮先生

对于前辈文化名人,我多半是先闻其名而后见其人。著名学者徐震堮先生即是一例。

1974年夏,我在上海《辞海》编辑室修订文学条目。一次午后,忽与章培恒先生谈起华东师范大学文史教授的学问。我一连提了三位,都是自以为很有学问的教授,他都没反应。结果李俊民在旁插了一句:“华东师大还有个徐震堮。”不料章培恒立刻說:“徐震堮先生是有学问的。”

从我当时的感受来说,在章培恒先生眼里,徐震堮先生应该比我提到的三位名教授更有学问。后来我到华东师大中文系师从万云骏先生读研究生,专攻唐宋诗词。出于好奇,我曾问万先生:“听说徐震堮先生很有学问,果真如此吗?”万先生一听,马上说:“有学问。一般人不及。”我知万先生是吴梅的弟子,擅填词,又问:“徐震堮先生填词也很好吗?”万先生又马上回答:“那当然好,一般人不及。”

不过,当时徐震堮先生不在中文系任教,而到华东师大古籍所任所长去了。不久我留校任教,当时学术空气逐渐恢复,老教授们正被重新起用,他们也敢于谈学问了。为了使中文系古典教研室的学术水平有所提升,一次下午的政治学习中,室里特地请徐震堮先生来谈中国古典文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年近八旬,身体微胖;手拄拐杖,走路偏慢;步态虽小,却有几分稳健;衣着十分简朴,就一身蓝布中山装。坐在教研室门口处,与我们侃侃而谈。我们教研室十几个人都围坐在他旁边,个个心怀敬佩,人人洗耳恭听。

徐先生是浙江人,说话带有浓重的浙江口音,但大家基本上都能听得懂。他先谈了自己小时候读闲书和小说的经历,然后再转到学术上。记得当时他举屈原的《离骚》为例,随口背诵一段并讲解一番,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把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征服了。之后王建定老师还深有感触地叹道:“看来我们这代人与徐先生这代人真没法比。我给学生讲《离骚》,备课都要许多时间,读起来还没有徐先生背得那么流利,惭愧啊!”

当时学校鼓励教师一边教学,一边搞科研。我那时在给学生讲古代文学作品课的同时,一边在编写《唐人七绝选》一书。书中有大量的注释工作,因古籍所的工具书特别多,所以有一阵我经常去古籍所查阅资料和工具书,有时我也会碰到徐震堮先生,他总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书写字,或是慢悠悠地做他的事,我一般都不敢打扰,敬而远之,埋头做我的注释。不过,其中有几条注释一直解决不了,特别是班固《汉书》中的一段文字,啃了半年都未理解。

一次,我在学校的林荫道上散步,忽然看见徐震堮先生拄着拐杖,笃悠悠地迎面而来。我想这倒是向他请教疑难文字的好机会,但《汉书》上那段话我一时记不起来,回宿舍拿又根本来不及。我只得硬着头皮向他请教。徐先生当时并不认识我,恐怕至多也仅有点印象而已,见我发问,便停下步子,问是何问题。我只得先打招呼,然后说:“原文记不清了,只记得是《汉书·袁盎晁错传》中的一段,其中有一句是……”由于当时紧张,我连那个句子也背不出来,只说出了两个字。没想到徐先生就凭我说的两个字,立刻把那段文字都背了出来,令我大吃一惊。然后他又解释了一下,对我说:“这也难怪,这里的标点有问题。现在出版的标点本《汉书》,标点错误有三百多处,整个二十四史就更多了,看来还要修订。”

我见先生学问如此渊博,便说以后注释中有疑难仍想请教。他马上就把自己的住址告诉了我。数月以后,我集中了几个疑难点上门请教。他笑眯眯地对我说:“噢,我晓得了,你叫孙琴安,万先生的学生,现在在中文系任教。”原来那次路上邂逅,他已从侧面打听了我的情况。随后便为我排疑解惑。说来有趣,在别人那里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到了他那里,往往三言两语,轻轻松松就得到解决。真是神奇!由此我想到了章先生的那句话。

不久,我调上海社科院工作,数年后,我听说徐先生的老伴已去世,徐先生已双目失明,便去看望他。他仍住原来的老房子里,只是动作更加迟缓。我想这么些年过去,他也已85岁高龄,本以为他已记不起我,正想自报家门,没想到他一听我声音,便立刻说出了我的名字。又令我大吃一惊。后来我听他的高足朱友华说:“我们学生去看他,他只凭声音,能说出我们每个学生的名字,一个不错。”

徐震堮先生于1986年去世,终年86岁。

责任编辑 周峥嵘 张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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