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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2.open.ha.cn:上海知识青年留在井冈山的足迹

编者按: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那段逝去的日子曾经是一代人的青春年华,如今成了无尽的缅怀和感念。近年来,为了推进并成就这一段当代史的研究,上海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主持编写了《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中国新编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记事录》和《知青老照片——上海知青在黑龙江》等书。自1968年到1978年,上海赴江西插队的知青有118805人之多。上海知青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留下了人生难以磨灭的足迹。本刊特发表插队井冈山11年的王战教授(原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市委副秘书长,现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的口述回忆,以志纪念。

一、“成建制”奔赴井冈山

据档案记载: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第一个方向是江西的井冈山。1968年4月,就有好几批上海的中学毕业生来到井冈山农村;7月,华东师大二附中和南洋模范中学的24名毕业生,先后从上海步行到达新干县鸡丰公社。接着,上海位育和淮海中学8人到达井冈山小通公社要求插队。

同年,11月18日,上海一千多名中学毕业生“成建制”地赴井冈山插队落户。这天,上海举行了夹道欢送仪式,我也在行列中。第二天,《解放日报》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去插队落户”为题进行了报道。为什么说是“成建制”呢?因为一列火车开拔下去时,就是编成连、排、班的,一个连到峡江,500人;一个连到新干,504人(先行到达的32人亦正式编入第一批建制中)。尽管这只是知青群体中的一小部分,其道路、前途与命运,却是全国千百万知識青年真实经历。我当时是副连长,连长是南洋模范中学的温星衍,后来他抽调到复旦去读书了。峡江和新干都属于井冈山地区,峡江在里面一点,新干是最外面的一个县,我们在一个叫鸡峰公社的地方,因为那边有一座鸡峰山。到鸡峰公社的人是最多的,500个人当中差不多一半在鸡峰,还有一批在洋湖公社,主要是一批女将,是徐汇区市四女中的。

我们位育中学批准去55人,其中一人是在走的时候家长不放,最后投亲靠友去了。我们下去就是54个人,分在了四个生产队,建制上就是四个班,我们这个村全部是姓姚的,300多户人家,1000多人,我当了10年知青排长,后来当大队团支部书记、小学校长。为什么叫我当知青排长,这里还有高中生,比我大三四岁呢!就是要树典型嘛。因为我的手患有结核性关节炎,手腕只能活动15度,当时作为一个事迹报道了。现在想起来真有一点后怕,在那边插秧后手就红肿了,万幸没有复发。2003年时,我从美国到香港,再到青岛,连续作演讲可能累了,骨结核复发了。瑞金医院说要把里面的软骨全部切除,再用钛合金固定住,所以我现在这个手腕是残废的。我觉得这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如果这个复发出在农村的话,就糟糕了。所以,我现在是没法用电脑的。

二、值得感怀的日子

我们小康片(公社下面还分片的),共有五个大队,其中三个大队最有名,一个是我们的阳团,边上的小康大队也有三四十个知青,此队有一个高中生,在那边待了20多年,先做妇联主任,后来做了地区的干部,前几年退休了才回来。边上还有一个梅峰大队,有三十多个知青。梅峰大队的知青潘维明当过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此是后话。我们三队就隔了5里路,大家经常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我们杀一只猪会让他们一起过来吃,看电影也是大家一起看的。所以,我们这一片的上海知青有一两百人呢,很热闹。

记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曹香秾,她专门到我们这里来组织报告文学《井冈山下的新一代》,里面的故事都是很典型的。我大概写了两篇吧。一篇是全国的第一个农村气象哨。是我们阳团知青任远搞起来的,她的父亲就是写儿童剧《马兰花》的任德耀。当时,这个气象哨很出名,是全国知青的一个样板,印象非常深。江西山里边的下午时常就是一阵雷阵雨,到收割的时候就很麻烦,因为打下来的稻谷刚刚摊开晒,雨来了来不及收,被雨一淋就发芽了,小区域气象预报对农业生产就很有用。

另外一篇写了在当地当“赤脚医生”的上海知青,后来他被推荐成了上海二医的工农兵大学生,曾任二医的学生会主席,现定居在加拿大。他的丈人曾是昆山地下党的负责人,现在快100岁了。这个“赤脚医生”在农村的口碑非常好,很远的路出诊都是一叫就到,有一些事情还真有本事,比如一个人手指断了,然后帮他接活了,这个在农村是很稀奇的事情。我们这个大队出了工农兵大学生大概有30个呢!上海复旦、交大、同济和师范大学都有,我是“留守兵团”,因为领导说你是排长不能动,你一动下面就散了,所以,副排长和班长就一批一批送走了,后来还要我扎根农村。

现在算起来,我们那个大队的知青出了一批人,里面有三个局级干部,一个经信委副主任。上海文化局的局长贺寿昌,他现在是画家了,最近还在开画展呢。他是先到了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学习的。还有一个局级干部是中福会的秘书长,可惜了,50多岁得癌症去世了。我们队里还出了个三项铁人的运动健将,他在农村并不怎么出挑,回来后骑自行车从西藏到新疆,很活跃的。

当时当地的农活还是比较落后的,田地很多,种上就不用管了,到时候再去割,所以产量很低,就一二百斤吧。后来我们把良种引进去了,还搞了920肥料。整个农村仍很穷,关键是增产不增收,当时的粮食价格是国家统一定的,压得很低,低于成本,这怎么会富裕呢?我一直在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些副业,这样农民的生活会不会好一点啊!我们这个大队耕地是4000多亩,山地面积是1万多亩,我每年都看到林业所把很多的木头运出去。这些木头运出去派什么用场?一个是矿山里面的坑木,一个是铁路上的枕木。我问了一下一根木料多少钱,3块钱!这3块钱是怎么分的?把木头伐下来,拖下来,堆在一起是1块钱,很多都是江苏、福建的人来伐木的,然后大队拿1块钱,还有1块就归林业所。我想只要好好设计加工肯定不止3块钱。比如电灯泡插座就是一块小木头,我们去县上问了一下,这个东西是1毛7分钱,一根木头可以做多少只?我们知青中就有小木匠,然后我们自己投钱,专门做了一个锯木机,用来把木头做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东西。这个机器蛮重的,两三个人一起扛到火车上运回来,这可以说是第一个自制设备,想搞一个小小的企业。但是,一搞起来就黄掉了,为什么?原来有规定,林木产品是国家一类物资,除了县以上谁都不可以碰,就是说我们知青不准干这个事情。这件事给我们的打击很大,我在农村11年,想尽所有办法要让农民富起来,让这个村庄富起来,结果就是做不到。农民为什么穷?原来是穷在经济体制上。后来,我为什么一定要学经济学,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说插队这一批人在改革开放来到时,有感觉,有想法,因为与我们的经历和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在新干插队时,我们搞了全国知青的第一个乡镇企业,这是从两架照相机起家的,事实证明办得非常好。上海知青中有懂摄影的人,考虑到农民总是要到很远地方才能拍照,我们就搞了这么一个点,从拍照到修照,还弄了一台上光机。很受农民欢迎,真正是盈利的。就此,我们也留下了不少有意思的“老照片”。

我的邻居中也有人去黑龙江的,去上海郊区,或去其他地方的。听下来最苦的地方就是江西,因为江西种两季稻,而且江西这边人少地多,又是丘陵地带。所以说这个地方每个劳动力要负责好几亩地,一人一天最多插一亩地,插完了腰都直不起来。每年7月天气最热的时候就是“双抢”,第一季收完了就一定要种下去,这是在抢季节,误一天都不行。那时早上4点就要起来了,第一件事情是先到地里割稻,你这边割完了,那边就有一批人耙田了,下午就要种了,晚上还要去拔秧,大概要干到10点多,最好有月光,拔秧时有一点月光就可以了。这等于一天要干三个事。距离近一点的地还好,最远的地要走7里路呢,而且是要挑着担子,翻山越岭走这7里路,一担是140斤,真是非常的累。冬季时的两个月,干的活就是去修水库,基本上都是泡在水库上面。山上修小水库,这对农村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知青在农村也不懂得怎么持家,我们初中生就16岁,高中生是18岁,最小的15岁,是硬跟着我们来的。到生产队以后,第一批菜是农民帮我们种好了,后面的菜都要自己种了。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开始都不知道。大家都出工了,家里留一个烧饭,做家务。我们看着茄子一点一点大起来,辣椒一点点长起来,黄瓜一点一点长出来了,总觉得有好菜可以吃了。那天轮到烧饭的小女孩一边烧饭一边洗衣服,顺手就把肥皂水往菜地倒,菜全部死了,结果吃了一个月的酱油拌饭。也有个别不负责任的,比如说今天轮到他烧饭了,恰巧这一天米吃光了。按理他就要到生产队的仓库里面去拿稻谷,然后还要把它弄成米回来烧饭。谁知他两手一摊说今天沒有米没有办法烧,在地里干活的人最苦了,晚上回来饿着肚子怎么办?我只得连夜跑到生产队,把保管员叫来,把仓库打开来,最后弄到晚上十点多才吃饭。

刚下农村时,城市来的知青什么都不懂,发生劳动事故和意外事故也是有的。记得我们下去的第二年,应该是1969年7月1日,这天记得特别清楚,大雨下了200多毫米,扑面而来什么都看不清楚,山洪暴发,大家奔跑5里路全部上水库。要使水库不溃堤就是人在里面站成一排,外面打木桩。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江西的红土很滑,一碰到水以后像油腻一样,幸亏没出事。有一件很可惜的事,一个上海知青游泳非常好,地里劳动后人很热,一看水那么干净,跳下去就游,结果出事故了。一是水库里有水草,被水草缠住了很难脱身;二是下面的泥是不能踩的,一踩脚就陷进去了,再用另一个脚做支撑,那个脚陷得更深了,这和城市的游泳池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为了救火而死的。我有一次就很危险,因为那个时候失火了,大家都会往里冲的。那次,我看到一家着火了就冲进去,大概在我前面一尺左右的地方,上面的梁烧塌了砸下来。现在我手里面还有一个黑的印子,是烧过的东西留在伤口里了。如果我再朝前面一点点,烧塌的梁砸在头上就出事故了。江西这地方是四月清明以后播种,之前有一个懒办法是在冬天时把枯草全部烧掉,不然的话有很多害虫,烧一下害虫就会减少很多。但不当心就会引起山火。有一次真是发生山火了,我们知青不知道怎么救,折了松枝就冲到山顶上往下面扑火。这个火一烧热空气就往上升,这是会拔火的,结果冲在前面的人的头发、眉毛都没了,还好是这么一阵,如果持续刮风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我还有一次爬拖拉机,差一点摔死。这些事情都经历了,也算是在这个社会课堂里锻炼了。

总的来说,第一批去的人素质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多是自己报名去的。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有一点革命的志向,或者说有一点理想主义,想着要建设新农村,这就会动脑筋做很多的事情。刚开始大家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就是大家的东西都放在一起,工分也不是分到每个人手中,就是男女一起出工,计工分后钱就放在一起。因为女的体力差一点,男的体力强一点,时间长了,如此搞平均分配就会有问题,搞了一年就搞不下去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知青上山下乡有“正能量”的东西,也有实际的劳动和经济的关系,不能搞乌托邦。

三、新干有个习家村

2007年时,我才知道当年插队的地方是习近平总书记“老家的老家”。有个习家村我们早就知道的。此村离我们约20多里路。一般知青去县城就扒拖拉机,拖拉机手看到知青在后面就开S形,而我们会预跑,看到拖拉机隔50来米时就助跑了,然后一跳就扒上去了。快到县卫生院的那个地方的对面就是习家村,它离县城大概几里路。

井冈山地区改成了吉安市,2007年吉安市党政代表团来上海交流时,新干县的县委书记当众说,当年王战就在新干插队。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听了问我:你在新干插队啊?我说:对啊!江西那个老家,习近平自己没有去过。邓小平在世的时候,也没有去过自己的老家。只是有一次习近平上井冈山,把新干县委书记约过去问了一下新干的情况。

现在大家看《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讲的是陕西延安,这真的是有缘,他的“老家的老家”江西新干县,是上海第一批知青“成建制”插队的地方。

四、如愿以偿回家路

粉碎“四人帮”后,形势起了变化。说起知青“大返城”还是很感慨的,毕竟上山下乡作为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一个运动结束了。当时,农村里抽调工农兵大学生、招工等已走了不少,因推荐是要讲政治的,表现好的人才可以被推荐。这之前的一条路就是病退,有的是真有病,很多是假病退。一个插兄家中比较困难,身体却没有病,怎么办?建议他装“神经病”。一天晚上,他把林场人都叫起来,手上拿一把柴刀,叫大家把鸡全部杀了,晚上的鸡都在鸡窝里面,抓起来比较方便。杀完以后丢到一个大锅子里,说今天开“百鸡宴”,然后拿把刀逼着大家吃,结果,弄了一个“神经病”的证明回去了。但这就留了一个话柄,后来的工作都不太好找。这种东西简直都是可以写小说的。还有的人怎么办?拖拉机后面有一个挂钩,就是在拖拉机开的时候手指伸进去,一开动就断了。江西农村多水田,季季要插秧的,他说我手指断了不能插秧了,就搞工伤病退了。还有一个是邻近大队的,因过几天就要回去了,他想到山上弄一点好的木头,带回去做家具结婚,不小心手被生锈的钉子弄破了,他只是用红药水涂涂,结果得破伤风死了。当时剩下的只有两拨人了,一拨是在农村结婚生孩子了,我们的一个插兄,到那边第二年就结婚了,他和我差不多年纪,快有曾孙子了。还有一拨人就是有点不当行为,队里还剩下十几个人,我作为参与队里领导的也是走不了的,我也做过一些家访,这些人也是很苦,不容易的。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在一起打交道,大家的感情都不错。

直至“老三届”可以考大学了,我才决定离开。当时说我是扎根农村典型,1977年就没让考,1978年到考试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公社党委同意了,只有6天时间了,我们4位知青在一起复习。我当时就是要考复旦经济系,分数下来离复旦的录取线差4分,招生组就来征求意见了,说可录取江西大学,我说什么系?说是政教系,我一听就说不去。其他几个分别转到了井冈山师范、江西财经大学等。我说复习6天才差4分,那么我明年再考,这样第二年就如愿了。

我是1979年3月顶替我父亲回来的,具体工作在海关招待所里面打杂,这个所长是老干部,大字不识的一个山东人。我还是想考大学,他一口山东话说小王没有问题,你每天就把这6层客房的水泡完就可以去复习了。这样,我两个小时就泡完了,然后就埋头复习,整整拼了3个月。到高考那3天,我发着高烧,每天中午一个面包一瓶盐汽水,撑了下来。

1979年不是先填志愿,是考完后再填志愿的。我一看正好复旦世界经济系第一次招生,就将经济系改成了世界经济系,我更用心的专业是世界农业,因为我不想前面11年在农村的插队经历浪费了。1983年毕业时,我想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去工作。因为世经系是复旦的第一届,学校不放要留校,我就留到了世界经济所,做比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人生的轨迹在改革开放中转了弯,而插队经历给我的好处,就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学的东西要派什么用处。我当时的想法是:因为在农村待过,世界经济应该包括中国经济,有了世界经济的知识背景,再来研究中国经济有一个对照,应该比较好。

我在江西新干插隊落户整整11年,1968年11月最早一批下去,1979年3月最晚一批回来,可以说是完整地经历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这段经历使我懂得了天高地厚,一辈子受益无穷。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50周年。这个周年确实很重要,很有意义,我想如果能做一个课题也会有价值,或者在那个地方搞一个“知青博物馆”,当年的知青朋友手头上有不少的资料,包括下去时发的票证,还有那边的工分本,可见每天是怎么记工分的等等。1998年10月,为纪念插队落户30周年,我曾与20多名当年的知青朋友,重返了江西新干的生产队,重温当年的劳动生活。为了那里的孩子能够健康地成长,我们还捐资5万元设立了“教育资金”。当年,我在农村时曾是村办小学的校长,六七位老师都是上海知青。建校后,学生有一百五十多名,辍学率为零。自2003年起,我每年都委托知青兄弟将收入中节余的一些钱送到村里,给老人们过年。总之,中国知青研究可以成为很重要的课题,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实际上,十年“文革”及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给后面的改革开放启动了一个反作用力。就此,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一代人才走上了新的征程。

(录音整理林升宝,采编者金大陆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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