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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势社:试论改革开放中的川剧发展

摘 要:改革开放40年来的川剧发展,既有成绩又有曲折。在“振兴川剧”的口号下,川剧工作者为保护和发展川剧这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出了艰辛努力。但在多元文化、包括新媒体不断碰撞、交流、汇融的今天,挽救川剧发展的颓势,让川剧真正回归大众、扎根大众,成为人民群众日常休闲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关键词:改革开放;川剧发展;川剧保护;走出困境

川剧历史悠久,艺术精湛,流传广泛,爱好者甚多,是我国主要的几大传统戏剧之一。[1]改革开放以来川剧发展经历了抢救、继承、保护等阶段。但如何让川剧这颗中国非遗文化明珠在复杂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在多元文化不断融合的当下去实现振兴,的确是一个困难而有意义的课题。

1978年—1982年:乍暖还寒

川剧发源于民间,与巴蜀传统民俗密不可分,含有丰富而深邃的文化意蕴。[2]川剧与茶园之间的鱼水关系为川剧的创作提供了较好的创作空间。观众常能在欣赏川剧的同时将自己带入剧中,体味戏中所承载的文化思想与情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川剧的发展一度进入到“黄金时代”;但十年“文革”却给川剧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破坏:传统戏全面禁演,部分表演艺术家遭到批斗,大量戏装、剧本、文献资料被付之一炬。[3]1978年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指示可恢复传统戏的演出。至此,川剧的发展逐步开始正常化。同年5月,经中共成都市委批准,正式恢复成都市川剧院,院部下设一团、二团,四川省现代川剧团更名为四川省川剧院。同年6月,成都市革命委员会批准恢复成都市戏剧学校,阳友鹤兼任校长。[4]

此时距离党中央宣布“文革”结束已近一年,但“文革”对川剧产生的影响却依旧持续。十年“文革”首先带来的是新生代观众群体的流失。“文革”前的传统戏经过时间的沉淀,多数作品呈现出平民化、地方化、民俗化特点,在人民群众中具有较高的文化认知度和艺术审美价值。而“文革”时期的“样板戏”却因刻板,僵化,高、大、全,不食人间烟火以及剧目少等原因使得对观众的吸引力日趋下降。进入“文革”后期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两年,新生代群体对移植的“样板戏”与新编现代剧(如《蝶恋花》《枫叶红了的时候》《园丁之歌》)等的感觉可谓麻木不仁,再也提不起兴趣,更不用说热爱了。其次是对剧目、艺人的影响。“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虽然传统剧目经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逐步解禁,却多是折子戏,罕见完整的大戏。当时有几句流行话正能反映这一现象:“打不死的红娘(《拷红》),钻不完的箱箱(《柜中缘》),画不完的梅花(《画梅花》),做不完的文章(《做文章》)”[5]。这之中,川剧艺人的缺失是主要原因。川剧刚一恢复演出时,曾形成万人空巷的局面,但很快又回复到“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状况。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但“两个凡是”的余毒还在,极“左”思想还有较大市场,文艺界的思想解放很不够,改革的步子迈得不太大,演出剧目相对单一。在这种背景下,川剧观众的热情很难持久。

1980年后川剧观众逐步减少,1981年有相当一部分川剧团出现了生存危机。[6]为应对这一状况,1982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批转四川省文化局党委《关于振兴川剧的请示报告》即“川委办(1982)53号文件”,提出了“振兴川剧”的口号;同时,决定成立川剧领导小组。文件决定将省川剧艺术研究所改为省川剧艺术研究院,省川剧院改为省实验川剧院,强调以两院一校(省川剧学校)为基地,做好“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工作。[7]此后各地也相继建立起川剧振兴的领导机构,加大了对川剧的扶持力度。

1982年—1992年:抢救并继承

自1982年 “振兴川剧”口号提出以来,川剧于36年间是一步一个台阶,一直向好发展。尽管其间有过曲折,有过困境,但毕竟顺应了改革开放的大潮而与时代同行。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82年至1992年抢救、继承川剧文化遗产阶段;1992年至2002年的川剧改革与创新阶段;2002年至今则是川剧保护和反思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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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川剧工作的前十年是抢救、继承川剧文化遗产的重要时期。[8]这期间全省的川剧工作者做了大量成效显著的工作,主要包括:抢救记录经典曲目和精湛技艺,在“三并举”的剧目政策指导下有计划地加工整理传统剧目,积极创作新剧目,组织中青年演员学习继承传统剧目和技巧,加大文化宣传,建设振兴川剧的基地,出版理论专著等。抢救、继承工作卓有成效。至1989年3月,川剧在艺术抢救、剧目创作、人才培养、媒体宣传、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66位老艺人录制了戏剧音影资料;涌现出了一批如《易胆大》《巴山秀才》《田姐与庄周》《白蛇传》等叫好又叫座的剧目,川剧作家魏明伦、徐棻全国知名;中年川剧演员如晓艇、刘芸、古小琴等艺术表演日臻成熟;川剧录音带销量近三百万盘,电视台积极播放川剧节目;完成或正在编撰《川剧群星》《川剧词典》等专著。[9]

与此同时,受大环境剧烈变化的影响,川剧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当年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关于坚持不懈地振兴川剧的意见》的通知中,可以看出当时川剧面临着至少三个问题:第一,因电视、电影等的出现,加之演员年龄老化,行当不全,演出剧目陈旧等,不少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已在流失。第二,因经费困难,剧团过多,人员冗杂,多数演员的生活待遇偏低。之前遗留的“大锅饭”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川剧演员从事本职工作的积极性。第三,大众文化生活大为丰富,流行歌舞、电视等收益较好,导致一些有条件的年轻演员纷纷转行。

1992年—2002年:改革与创新

1992至2002年为川剧振兴工作的第二阶段。经过前期的努力,川剧工作的重心逐步转变为创新与改革。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其核心点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条基本路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渐形成与完善的,邓小平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其中一个基本点就是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些,要敢于试验。第二阶段的川剧振兴正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展开的。首先是剧目的创新。这段时间川剧艺术创新逐渐步入成熟阶段,涌现出一批如《金子》《变脸》《死水微澜》等新创或重新加工排练的剧目,这些剧目连续获得中国文华大奖、中国艺术节大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荣誉。[10]著名川剧作家魏明伦将意大利歌剧《图兰朵》予以改编,创作了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以川剧的形式重新演绎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故事。川剧振兴工作在剧团改革上也有了突破性的进展。1992年9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发布《关于振兴川剧繁荣文艺的意見》,制定了9条措施,其中重点强调了要深化剧团体制改革,打破平均主义;实行考评定级制度;新形势下抓好艺术质量,实现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社会转型期间,川剧振兴工作对川剧的创新与改革起到了明显的保护作用,但在大环境下川剧还是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发展局面。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时期。普通民众的文化娱乐生活受到改革红利带来的影响而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多元性,一时间唱片、录像带、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休闲产品充实了百姓的闲暇生活。川剧振兴虽然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取得显著成绩,但由于人们的消闲生活有了更多的方式和去处而使得年轻观众群体进一步流失。这便对正雄心勃勃地发展着的川剧形成巨大制约,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川剧圈内热、圈外冷的现象。当时作为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不少年轻人表示看不懂也不愿意花钱进剧场看川剧,这势必会影响到川剧团的经济效益。其带来的链锁反应是恶化了一些川剧团尤其是政府补助较少的县级川剧团的经营环境:团里家庭负担较重的川剧演员纷纷转行,剧团用来表演的场地挪为他用,县城乡镇里愿意学习川剧表演和创作的人群锐减。据四川省文化管理机构的统计:1979年,全川共有川剧专业表演团体119个,从业人员10914人,以后便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到1998年,全川专业表演团体只有59个(其中有8个县级川剧团为挂牌剧团),从业人员仅存2862人。20年间四川的川剧专业表演团体减少了二分之一,从业人员减少了三分之二。[11]愿意为川剧掏钱买票的观众人数锐减,导致了民间川剧表演队伍培养的乏力。川剧表演队伍的乏力则带来像川剧剧场等公共空间的失守,公共空间的失守又反过来影响到新生代川剧观众与演职人员群体的培育。川剧表演团体、表演场所、川剧观众这三者在社会转型的影响下进入到一定程度上的恶性循环。

2002年以来:保护和反思

2002年,根据形势的发展,四川省委、省政府提出“保护、继承、改革、创新”的“振兴川剧”新八字方针。[12]相比1982年提出的八字方针,着重强调了保护和创新两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有效措施,包括川剧表演专业学费补贴、深化川剧院等事业单位用人制度改革、大力支持民营剧团发展等。[13]

2006年5月,川剧经国务院批准成功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省委、省政府专门下发文件,对以川剧的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了部署,逐步完善了传习班、传承基地等制度性的建设。至此,振兴川剧被纳入四川省长期的社会发展规划中,川剧发展再次迎来了新机遇。[14]

2011年,中共四川省委九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决定》。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对川剧发展的要求,各地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新办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省文化厅、省文联开展送戏进校园、下基层活动;南充市政府拨专款让观众在春节期间免费入剧场看戏;遂宁川剧团与学校联合创办少儿川剧艺术学校,在学生中普及川剧知识等。同年8月,中共成都市委与市政府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我市川剧发展的意见》。该《意见》从机制创新、人才引进、创作奖励、欣赏普及与传播等八个方面制定了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成都地区的川剧发展。[15]

2002年以来,川剧振兴工作由于有了四川省各级政府的有力支持,其重心已逐步转移到川剧表演延续、川剧表演场所恢复、观众群体培育这三件事情上,川剧表演本身的商业性与艺术性逐渐突显出来。这一时段的民营职业川剧团由于有好的政策,从而进入快速发展的成熟期。民营川剧团有相对固定的演职人员,其中三分之二来自撤销的各地川剧专业剧团。民营川剧团为维持自身的经济运转,往往需要采用更为灵活的经营方式,如为老主顾办理听戏月卡,根据观众听戏的喜好来排戏演戏等。与此同时,川剧的表演场地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部分闲置的文化广场、老年活动中心、规模较大的茶园因川剧的上演而变得热闹起来,成了川剧观众享受艺术、消磨时光和交流感情的场地。政府支持的岁时节日的川剧演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川剧与民众习俗之间的相互依存,为川剧的振兴提供了助力。而在学生中普及川剧知识,宣传川剧之美则为培育川剧爱好者的年轻群体作出了努力。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工作是颇有成效的。只是由于民营职业川剧团数量较少且运转困难,故而培育川剧忠实观众群体的效果不太明显。此外,川剧表演的公共场所稀缺仍是当前制约进一步保护、发展川剧的瓶颈。川剧振兴之路还需要长期的努力,需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40年后:直面困境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以来,40年间,川剧负重前行,虽有岁月静好,却不时有风雨惊魂。细数过往,不难发现川剧发展存在着以下三个困境。

1.川剧创作群体的失序

“文革”时期的川剧创作属性主要体现为政治性与教育性,其本身的商业属性得不到体现。其时川剧表演的内容与频率并不会因为观众群体的喜好而发生改变,从而造成川剧与民风民俗间原有的紧密关系逐步弱化。因受体制的影响,民众对当时川剧表演的评价很少影响到川剧创作群体的收入,这在客观上势必造成川剧创作人员的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进而影响到川剧创作质量的提升。改革开放后,各种现代传媒相继进入大众市场,川剧尽管也有政策支持,但在受众争夺战上依然难敌现代传媒的竞争优势,由此而带来的川剧创作传承中资金的匮乏、新生力量培养的不足、剧目创新停滞等诸多问题亦令人头疼。

2.川剧观众群体的流失

观众群体是川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定规模的观众群体不仅能为川剧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与创作养分,更能为川剧的发展与传承提供保障。一群懂川剧、热爱川剧的观众对表演的高标准、严要求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与鞭策川剧的创新和进步——“文革”前这群观众中的不少人会因为对川剧本身的迷恋而投身到川剧的表演与创作中(即所谓票友、业余作者)。“文革”造成川剧观众群体流失的“后遗症”是长时期的。虽说川剧振兴工作对川剧的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的文化環境却使对艺术受众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当前,川剧观众面临进一步流失的困境。这是当今阻碍川剧发展的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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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川剧公共文化空间的压缩

观众群体的减少又直接导致了川剧团的收益与从业人员的大幅度降低,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很多以前用来表演川剧的公共演出空间,如茶馆、祠堂、戏院被拆除、改造。川剧公共演出空间的减少使更多年轻人接触不到川剧,有意愿看川剧的中老年观众也很难有机会看戏,[16]由此进一步拉大了川剧与观众的距离,使川剧的传承与发展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几点建议:锲而不舍,全面开花

川剧是中国戏剧艺术的一个瑰宝,是中国非遗保护的一个重点项目。为了保护、继承和发展川剧艺术,使其不在我们这一代进一步萎缩式微,笔者特提出几点建议。

1.加强对民营职业川剧团的支持力度

国有大剧院在川剧保护、传承、改革、创新中起到了示范导向作用,但国有剧院在贴近民众上不如民营职业川剧团灵活,也不如后者服务规模大。民营川剧团对国家财政的依赖度较小,主要收入来源于自身的经营管理。这就促成了民营川剧团对观众的贴近与上心,喜其之喜,怒其所怒,悲其之悲,叹其所叹。它们会自觉地根据观众喜好程度来创作和修改剧本,来安排演出剧目、演出频率。且为开拓市场,民营川剧团对公益性和岁时节日的演出也颇为用心。现阶段民营川剧团的整体水平虽较国有剧团有一定差距,但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密切则为其未来的较好发展提供了可能。当前川剧观众群体较小,川剧市场萎靡,必要的政府补贴与政策支持对民营职业川剧团的生存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政府在帮扶过程中也要注重川剧发展的自身规律,在条件逐步成熟后,当让市场调节与行业的良性竞争成为民营职业川剧团自立自强的主要推力。

2.加大对川剧观众群体的培育力度

“振兴川剧”口号提出后,川剧在出戏、出人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赢得年轻观众群体上还做得很不够。必要的观众群体,尤其是青年观众群体是川剧的保护与传承的生力军。近些年川剧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渐行渐远,很多年轻人对川剧表示陌生,自然谈不上去挑起保护和传承川剧艺术的担子。培育川剧观众群体是当前川剧振兴工作的关键。培育的方式除传统办法外,更应充分利用好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以及互联网等新媒体(后者为年轻群体喜闻乐见、接触率高的宣传平台)来宣传川剧艺术之美与川剧常识,包括欣赏常识。宣传川剧时应充分考虑到年轻群体的认知方式与喜好,在保证川剧精髓不变的前提下,多与当下的时代特色相结合,与新媒体相结合,争取培育出一群在数字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懂川剧、爱川剧的观众群体,以保证川剧艺术的活力及其动态传承效果。

3.鼓励川剧回归公共文化空间

富饶的四川素以“天府之国”名世,和谐与悠闲是其固有的文化生活方式,故川剧在其发展过程中渐与茶馆、祠堂等公共文化空间形成了鱼水关系。普通民众对在公共文化空间内看川剧的认知度较高,因而逐步恢复川剧公共文化空间当是川剧振兴的一个重要策略。川剧与茶馆等公共文化空间是互利关系:川剧为茶馆生意招揽客人,茶馆为川剧演出提供场所。不仅是茶馆,还有餐馆、旅馆、旅游景点、学校、社区、田坝、乡村戏台等也可为川剧演出提供平台。总之川剧回归茶馆等公共文化空间可大幅度降低剧团租赁场地的费用,增加剧团人员的收入,增加行业的吸引力。川剧在茶馆等公共文化空间的演出还为观众与川剧演员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有利于培育忠实的川剧观众群体,提升他们的文化品位;亦可丰富川剧创作团队创作素材的积累,提高其创作水平,使之更贴近生活,更贴近大众,创作出人民大众满意度高的川剧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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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方位完善川剧发展的文化氛围

川剧,是无数巴蜀文人和川剧艺人的智慧结晶与艺术蕴积。其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认知模式、历史民俗,无不体现着巴蜀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思想活力。[17]保护和传承川剧是我们这一代人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应进一步落实和贯彻中共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振兴川剧”的战略部署,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充分尊重川剧发展的科学规律,直面当下川剧发展的新困境,团结社会上一切热心、关心川剧生存与发展的人士及团体,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和相关文化学者、群众团体(如四川省民俗学会)、学校师生以及企业家的支持,借助他们的力量,广泛开展讲川剧、学川剧、唱川剧、传川剧的文化活动,让川剧上山下乡,进学校、进工厂、进社区、进军营,上广播、上电视、上微博、上微信,从川剧创作、表演、观众、公共演出场所以及錄制、音像出版、切磋交流研究等全方位入手来帮助川剧实现动态的保护和传承,为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去踏实地做卓有成效的努力。

注释:

[1]重庆市沙坪坝区川剧团:《梨园拾粹》,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3][4][7][8][9][10]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川剧志》,方志出版社2016年版,第15页,第9页,第468页,第470页,第529页,第521页,第10页。

[5][6]黎本初:《川剧大发展大繁荣的好时机——纪念“振兴川剧”号召30周年》,《四川戏剧》2012年第3期。

[11][12][13][14]15][17]朱丹枫、李兆权主编《保护与振兴——21世纪川剧发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第16页,第16页,第16页,第16页,第15页。

[16]杜建华、王定欧:《川剧》,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7页。

作者: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实习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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