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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黑鱼转换器:郁达夫自骂“乌龟”,丢了谁的脸

1937年,郁达夫与王映霞在福州

1933年郁达夫动念与王映霞定居杭州的时候,鲁迅即有一首七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虽说是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鲁迅对老家省城却一直不感冒,甚至认为即使过漂泊无定的生活,也强过安家杭州(“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观此诗第二联“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表面上说杭州是一个消磨人意志的地方,然也许是笔者的事后之明吧,总觉得鲁迅对郁、王之间的结局早有不祥预感——杭州的风和日丽、水秀山明固是容易消磨郁达夫的意志,杭州的歌舞繁华,温柔富贵中的种种诱惑又岂是王映霞这样的名媛所能抵拒的!

王映霞后來的“红杏出墙”没有让郁达夫的众多朋友感到意外(其时鲁迅已辞世)。从外在上看,作为余杭第一美女的王映霞美丽而健壮,而郁达夫颧高,眼小,清癯,瘦弱。一方丰盈健旺,另一方蒲柳弱质,可谓恰成对照。作为好朋友的曹聚仁算是看得比较准的:“郁达夫身体一直不好,尽管激情澎湃,但玩的多半是精神体操,无法与美女打持久战。打井人胃口小,怨不得井水要四溢了。”且两人在性格和行为习惯上,一内向,一外向,一保守,一开放,不合拍处多矣。

时间大约是在1938年,其时郁达夫、王映霞为避战乱暂居汉口德明旅馆。郁达夫随文协慰问团赴台儿庄劳军后返家,刚进门,便看见王映霞仓促间把几张信纸揉成团塞到痰盂里,郁达夫不客气地从痰盂里把信捞了出来,摊开来看。据此,郁达夫认定拿到了王映霞和许绍棣(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奸情”的铁证,于是闹开。王映霞负气出走。

到此为止,“理”似乎是在郁达夫一边,然而,郁达夫此后的一系列行为,让他的朋友们也无法同情他了。

郁达夫先是在汉口《大公报》刊发“寻人启事”,摆出一副决计把此事闹到胡天胡地之境地的架势。开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尚存体统,至言“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金银细软款项契据”,竟视之为“逃妇”,已是丝毫未顾及王映霞颜面。

据说,其时郁达夫每与友人吃饭,醉后便以手自指其鼻,说“我是乌龟,我是乌龟!”曹聚仁曾当面规劝:“夫妻是朋友,不为已甚。”劝他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不可做太出格的事。可惜郁达夫听不进去。

1939年3月,郁达夫在香港的《大风》旬刊发表《毁家诗纪》,内收其诗19首,词一首,诗及诗后小注细述王映霞、许绍棣“情事”,最后一首《贺新郎》词,甚至道出“纵齐倾钱塘江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的不堪词句,可谓斯文与体面荡然无存。

郁达夫的一系列行为充分暴露了他的自卑感,使得一件本可体面解决的家庭纠纷竟闹到满城风雨,成为抗战时期最大的花边新闻。据说此事甚至惊动了远在重庆的蒋委员长,老头子一气之下,叫陈果夫转告许绍棣,不许他再和王映霞搞“桃色关系”。

郁达夫是“五四”浪漫抒情派小说的集大成者,然若循“文如其人”的老生常谈,遂认为郁达夫是浪漫洒脱之人,则误会大矣。郁达夫为人属忠厚笃实一路,创造社诸人中唯他与鲁迅保持了长期的良好关系,岂是偶然?真正浪漫的人,必能看得破,物来则应,过去不留。而郁达夫偏偏是最看不破的人——拿是拿得起,放却放不下,所以创深痛巨。

郁达夫每以“乌龟”自指,然而若是深究,究竟谁让郁达夫成了乌龟?王映霞与许绍棣的事即使属实,郁达夫也不一定就非做乌龟不可。稍早有徐志摩与陆小曼情事,而似乎没有谁说陆小曼前夫王赓是乌龟?王赓的洒脱不但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段爱情佳话,也成功地护卫了自己的体面与自尊。可见,谁让郁达夫成了“乌龟”?郁达夫也需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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