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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凯蒂老公:曹汝谦: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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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的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是人民军队90年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军始终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从建军早期设立政治教官、党代表到后来设立政治委员,军队的政治工作已经成为人民军队建设的灵魂,是人民军队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曹汝谦是人民军队创立初期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工作者,他于1924年率部参加沙面大罢工,镇压商团叛乱,任我党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七团党代表,我党直接掌握的保卫党中央的部队——湖北警卫第二团的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调北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和兵运工作。1929年被派赴河南组织武装暴动,建立红色政权,在河南卫辉组织河南义勇军,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年11月30日遭敌军包围被捕,英勇就义。曹汝谦在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中做的开拓性实践,为后来的军队政治工作发挥了模范作用,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夯实的政治工作基础

曹汝谦,原名儒谦,字效公,曾化名曹谦。1905年10月4日出生于山西省应县下马峪村一个较为开放、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家庭。那时的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面对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吸吮家乡深厚优秀传统文化的曹汝谦,从小立下了救国救民的高远志向。在应县和大同求学期间,特别是经过革命活动的洗礼,他在学习、比较和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走上了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而奋斗的人生道路。他之所以在后来能得到周恩来的赏识担任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开拓者,并在后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七团党代表和河南义勇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等职务,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他有着夯实的政治工作基础。

(一)深厚的政治理论基础

曹汝谦在少年时代的学习过程中掌握的深厚的政治理论,为他以后所从事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他12岁时考入当时应县的最高学府第一高小,自此开始接触革命思想,启蒙者是他的二舅父郑业和三舅父郑绩,两人同为北京大学学生,与静乐人高尚德(高君宇)是同学。他们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接受共产主义理论,均参加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曹汝谦在两位舅父的影响下读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和一些刚刚翻译过来的列宁的著作,在革命思潮的熏陶下,少年的曹汝谦初步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

1920年秋,曹汝谦从应县第一高小毕业,考入大同山西省立第三师范第九班。在此学习期间,他继续学习并研究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1921年秋,曹汝谦考入太原平民中学。1922年10月,曹汝谦因开展革命活动而被校长开除。同年秋,由高君宇带到北京中共中央《向导》报社做收发、送报、通讯联络等工作。这期间,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有很大提高。经过长期学习和认真研究革命理论,曹汝谦形成了扎实的理论功底。

(二)长期做政治运动的丰富经验

曹汝谦在大同山西省立第三师范、太原平民中学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常在街头做演讲,他当时年龄虽小,但已懂得搞政治运动,参加学生运动并领导学生运动。

1920年秋,曹汝谦考入大同山西省立第三师范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在同学们中间宣传革命思想,并组成一个秘密的读书会,暗中学习、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不久,他发展了几位思想进步的同学加入青年团,组成雁北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在校期间,曹汝谦号召大同市所有学校的学生们响应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举行罢课、率领游行示威等一系列活动。1921年秋,曹汝谦考入太原平民中学,受高君宇和郑业推荐,曹汝谦很快成为平民中学的青年团的负责人,负责学生运动和宣传教育工作。1922年上半年,曹汝谦在太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向导》编辑部,曹汝谦负责收发、送报、通讯联络等事务工作。他机智勇敢,经常装扮成小伙计,把印好的周报掩藏起来,巧妙地送往各地,工作从未发生过失误。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他在政治工作方面形成了丰富的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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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谦在军队的政治工作实践

曹汝谦短暂的一生中,历任雁北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组长、青年团太原地委委员、铁甲车队政治教官、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宣传委员、鄂军少将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警卫二团党代表、“河南义勇军”司令员兼政委。他在军队的政治工作实践主要集中表现为讲授政治理论、加强军队思想建设、注重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以身示范作用等方面。这些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凝聚人心,团结思想,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一)重视讲授政治理论

曹汝谦非常重视给士兵讲授政治理论。1924年夏,国民大革命开始后,曹汝谦接受党组织的指示,随高君宇一同南下广州,参与到轰轰烈烈的沙面大罢工。罢工胜利后,曹汝谦被分配到中共广东区委工作,他不仅有夯实的政治工作基础,而且具有很强的领导能力,很快得到了周恩来的器重和赏识。同年11月,曹汝谦被周恩来任命为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负责政治学习的授课任务。

据周士第回忆:“在政治训练方面,由政治教官曹汝谦同志负主要责任。每天上政治课两小时,晚上组织小组讨论。政治课讲授三民主义、社会发展史、工农运动情况、目前国内形势等;曹汝谦同志负责讲授三民主义课,他着重讲授民生主义部分,特别联系到讲解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曹汝谦同志还负责讲社会发展史。” 他翻閱大量的参考书籍,每天备课至深夜,宣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讨论时,曹汝谦经常和学员一起,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因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宣传三民主义较多,什么是共产主义搞不清楚,曹汝谦就坐下来,具体探讨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与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异同。之后,再从阶级、阶级压迫、阶级斗争方面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士兵们大都是贫苦工人、农民出身,对阶级压迫有切身体会,觉悟提高很快。曹汝谦的政治理论教学很快就见了成效,铁甲车队很快成为一支精兵劲旅。

(二)加强军队思想建设

曹汝谦在做政治工作中注意加强军队思想建设,在铁甲车队训练的过程中坚决贯彻周恩来对车队的指导精神,在军队内部废除军官打骂士兵制度,军官不仅要在政治上关心士兵的进步,而且要在生活上关心士兵的疾苦,对违纪士兵坚持正面教育,不打不罚。据铁甲车队士兵魏鉴贤回忆,他训练时迟到,排长高超对他说:“你初来,不适应这里的训练,以后注意就行了。” 这件事使他终生难忘。

大革命失败后,曹汝谦根据中央的指示搞兵运工作,疏散、安置从前线撤退下来的部队人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对在军队工作的党员必须听候中央的统一安排,不准自由行动。曹汝谦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具体领导其他同志安排军事党员干部,这些干部分别安排在群众基础较好、便于掩护的地方。

(三)注重密切联系群众

曹汝谦在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教育士兵要时时关心爱护老百姓,争取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平时要求队员严守纪律,帮助人民群众做好事:如看到拉黄包车的工人拉不动了,就主动帮助推车;碰到坏人欺负穷人,就为穷人打抱不平。

1929年8月,曹汝谦在河南省卫辉府搞武装暴动,建立红色革命政权期间,他紧密联系群众,了解到卫辉本地有“千民会”的农民自发抗暴组织等情况,于是先发展了马友春等几个积极分子入党,随后在贺生屯建立了党支部,动员群众把军阀混战时遗弃在民间的枪支弹药收集起来,武装了大约三百多农民,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并打出了“河南义勇军”的旗号。曹汝谦经过不断的努力,“河南义勇军”发展到500多人,这充分体现了他紧密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治工作思想。

(四)发挥以身示范作用

曹汝谦在政治工作中身体力行,作战中也是身先士卒、以身示范,亲临一线,亲自去发动群众。在第一次东征出征之前,曹汝谦率领铁甲车队第三排活动于广州至石龙(敌人占据)之间的铁路线上,执行警戒和威力侦察,沿铁路线发动群众,修补铁路、桥梁,保证火车的正常行驶,为东征开路。在攻打观音山时,铁甲车队已连续作战一昼夜,大家又累又饿,都迈不开步了,曹汝谦激励大家再坚持一下,把敌人彻底消灭。说完,他自己带头猛冲猛打。一鼓作气,攻下了观音山,缴获了大批敌人溃逃时丢弃的武器、物资。在这次战斗中,曹汝谦身先士卒,指挥有方,受到中共广东区委的赞扬。

曹汝谦在担任湖北省政府警卫二团党代表期间,率领部队参加了平息夏斗寅的叛乱。战斗刚结束,许克祥在长沙又发动了马日事变。白色恐怖开始笼罩湖南、湖北。七月初,湖北各地土豪疯狂镇压工农革命运动,他们捣毁农民协会,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曹汝谦奉命出发各县,坚决镇压叛乱的土豪劣绅。

曹汝谦在政治工作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效,受到社会各界高度赞誉。在铁甲车队工作期间受到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的赞扬;担任鄂军少将何成浚政治部主任时,他因政治工作突出,获得何成浚的认可,何成浚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人都说黄埔军校的学生能干,咱效公(曹汝谦)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我看比黄埔军校的学生能干得多。”他在当时的广东也特别有名气,当时的广东有“三谦”齐名之称,即徐谦、曹谦、胡谦(江西人,后为张发奎所杀)三人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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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洒卫辉

1929年秋,曹汝谦化名曹谦,受党派遣到河南卫辉县做武装暴动,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工作。恢复党组织,武装“千民会”,成立“河南义勇军”,部队扩大到500多人。11月30日,敌豫北警备司令侦知曹谦即是通缉在案的共产党员曹汝谦时,率军包围卫辉县城,他不幸落入敌手。敌人将他押到城西门口刑场杀害。

(一)组织武装暴动

1929年8月,曹汝谦接到党组织的指示,前往河南省卫辉府搞武装暴动,建立红色革命政权。相较于南方,革命基础薄弱的河南搞暴动困难重重。他找到“千民会”的组织者——当地猎户马友春,马友春为人慷慨,仗义疏财。于是曹汝谦先发展了马友春等几个积极分子入党,随后在贺生屯建立了党支部,动员群众把军阀混战时遗弃在民间的枪支弹药收集起来,武装了大约三百多农民,集中进行军事训练,并打出了“河南义勇军”的旗号。不久,河南义勇军在贺生屯正式成立,曹汝谦任司令员兼政委,孙萌武(汲县人)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团,团长马友春。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工作,到11月部队已经扩大到500人,只待年关一到便进行武装暴动,建立工农红军。

(二)英勇就义

曹汝谦在准备武装暴動的过程中身份暴露,被敌军发现。1929年11月30日深夜,刘峙下令包围“河南义勇军”两处驻地。被枪声惊醒的曹汝谦知道情况有变,立即将文件等烧毁,令杨靖仁带领司令部的同志先撤,自己留下来掩护。战友撤离后,城门已经封锁,出不了城的曹汝谦藏身在一处空房的院中。漫漫长夜,从破晓躲到上午,而在另一处驻地,马友春等17人被押到城西杀害。曹汝谦最终不幸被捕。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酷刑,曹汝谦一言不发,严守党的秘密,至死未跪,临死之前还说:“共产党人是至死不屈不服的,胜利最后是我们的,看中国人民代我报仇吧!”他的宁死不屈、对革命充满乐观和必胜的信念,体现了他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的大无畏精神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结语

人民军队早期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开展,对于带有强烈的封建性和军阀性的旧军队的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政治工作,使军队有了明确的革命政治目标,通过政治工作实践,也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欢迎,从而使部队的战斗力得到不断提高。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建和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在政治思想工作中作了尝试,对以后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做了必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大革命时期,曹汝谦在军队所做的工作,是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性、开拓性的实践,是后来军队政治工作的典范。

曹汝谦烈士牺牲已近90年,矗立于应县烈士塔院的、由徐向前元帅题写碑名的曹汝谦烈士纪念碑受到全县人民的瞻仰。像曹汝谦一样的革命英烈的思想风范和崇高情怀,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优良的革命传统,积淀为民族血脉中的红色基因。后人应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先贤事业,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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