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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倒薄:谨言慎行 维护国威

我见到赵老时,他已经离休了,仍然保持一个外交工作者特有的庄重、儒雅、谦和的风度。他穿着当时极普通的白衬衣,蓝的卡裤子,朴素而大方,国字形脸庞,睿智的目光,言谈举止严谨认真而又平易近人,真不愧是曾经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外交工作者。他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外交使臣。离休前曾任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副司长,中国驻毛里塔尼亚大使,中国驻埃塞俄比亞大使等职。

赵老看到我们都十分拘谨,他便亲切地用灵石话和我们交谈,询问家乡的人和事,主动介绍他的工作与生活经历:我是咱们灵石英武村人,1924年1月2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生活贫困,小学毕业后,就帮助父亲种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参加了灵石人民武装抗日自卫队,转战汾河两岸,吕梁山区。1938年调到牺盟会洪赵中心区吕梁剧社学习,后来经组织安排,有幸到延安鲁艺干部班学习。1954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外交外贸干部处工作。我开始从事外交工作时,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内外交困时期,国际社会风云变幻,不甘心在中国失去特权的西方经济强国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与我国交往。美、英、意、法等国相互勾结,企图颠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逃遁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支持下妄图反攻大陆,夺取人民政权。他们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到处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诬蔑中国共产党,使用各种手段阻止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国内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外交工作更难拓展。幸亏周恩来总理力挽狂澜,尽心竭力维护国威,以真诚友好的态度处理国际事务,终于打开了坚冰,化干戈为玉帛。

1958年陈毅同志主持外交工作后,我升任外交部党委副主任。1959年10月中国与几内亚正式建交,几内亚是我国在非洲大陆建交的第一个国家,我作为政务参赞,奉命到几内亚筹建大使馆,同行的有秘书、翻译、工作人员六人。我们于12月15日从北京出发,经过莫斯科、布拉格、巴黎、达喀尔等地,因为第一次出国,路途不熟,只好走一站,问一站,路上走了近半个月,12月底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科纳克里位于大西洋海岸几内亚湾的一个半岛上,城市不大,人口近20万,但是花草树木很茂盛,环境优雅宜人。我们住在紧靠海边的法兰西旅馆。我第一次承担国家交给的重任,背负着人民的期盼来到异国他乡,根本无暇欣赏迷人的热带风光。我到任一周内把介绍信交给几内亚外长西塞·福代,开始了正式的一系列拜会活动。

我到任不久,对环境还很生疏,处处小心谨慎。一天,我发现法兰西旅馆住了几个中国人,经了解,才知道是台湾派来的经济部长杨继曾和台湾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杨西昆等。他们是应几内亚外长邀请来访问的,给我出了一道难题。我急忙将情况报告国内后, 遵照国务院指示,我同几方进行了反复交涉,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根据中几两国建交联合公报条款,耐心说理斗争,经过三个月巧妙周旋,几方终于承认了错误,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们通过据理力争和友好交谈的方式,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几内亚的和平友好关系。这实际上是一场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智力的较量。当时,国际关系很微妙,如果说错一句话都有可能引起国际争端,甚至引发战争。我和使馆全体工作人员整整三个月如履薄冰,寝食难安。终于,戳穿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以诚实的态度与几内亚人民友好相处。1960年9月杜尔总统访问了中国,两国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议。遵照协议,我国援助几内亚建设卷烟厂、火柴厂、糖厂、茶叶种植和加工、水电站等项目。这些项目对维护几内亚民族独立,发展经济起着积极的作用,随着项目的先后上马,我国在非洲地区的影响也不断扩大了。我们成功地在科纳克里举办了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有许多非洲国家的人士慕名前来参观,增进了非洲地区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记得我去非洲之前,我对几内亚仅有一点粗浅的书面知识。那时,几内亚人民对中国人也很陌生,他们往往把我们认作日本人、越南人,甚至印尼人。三年后,1964年1月,周总理访问几内亚时,出现了倾国倾城热烈欢迎中国贵宾的场面。从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到金迪亚·拉贝,从城市到农村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们涌上街头用最热烈的方式,最高的礼仪欢迎尊贵的中国客人。我作为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政务参赞,具体负责周总理的接待工作,处理访问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总理接触比较多,总理亲切地教导我:“外交工作无小事,我们代表国家出来,要处处维护国家的尊严,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国际关系。” 总理严谨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总理的教诲令我终生受益。

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几内亚访问期间,几方安排到金迪亚·拉贝参观访问。金迪亚·拉贝距首都科纳克里150公里,是几内亚的旅游名城。根据几方安排,上午由杜尔总统和其他领导人陪同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乘汽车前往。金迪亚·拉贝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欢迎中国客人,并请周总理在大会上讲话,会后游览了金迪亚风光,在著名的植物园休息。午餐后,几方安排,由杜尔总统、塞费拉耶议长、福代巴国防部长陪同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改乘飞机返回首都科纳克里。我了解到:该直升飞机是苏联制造的,驾驶员是捷克人。鉴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我立即向代表团作了报告。总理的随行人员坚决不同意几方的临时安排,中方负责安全的李树槐局长考虑到国家领导人的安全,坚持要我去同几方交涉,以不改乘飞机为宜。为此,我又同几内亚外长秘书长迪亚洛·阿尔法和礼宾司司长萨松商谈,他们表示很为难,说这是杜尔总统亲自决定的,主要是考虑减少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乘汽车的疲劳,难以更改。于是,我又将交涉情况向大使馆和代表团主要领导孔原、黄镇作了汇报。他们认为此事要由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决定。我们先去请示陈毅副总理,他说:“人家总统、议长、国防部长,一、二、三号人物都陪着,不能再交涉了。请周总理定,总理坐,我就坐。”

陈毅副总理亲自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情况,周总理明确指示:“客从主便。”这样就按照几方安排,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由几内亚国家领导人陪同登上了直升飞机。我们使馆人员和中方随行人员一直在植物园草坪上仰望着飞机平稳远去,才乘汽车返回首都科纳克里。周总理访问几内亚把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

1960年4月,塞内加尔庆祝马里联邦成立一周年,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庆典活动。因为塞方同台湾当局建交,台湾在塞设有大使馆,我受国务院派遣,以政府代表身份赴塞内加尔谈判驱蒋,如塞方同意和台湾断交,并赶走台湾使馆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派代表团出席庆典活动。桑戈尔总理亲自会见了我,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他说:“你们来,他們走,我不留,但是要我把他们赶走,暂时不成。”这次交涉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沟通了两国关系,消除了误会,增进了友谊,为后来两国建交和两国关系的改善做了前期铺垫工作,搭建了友谊桥梁。

1967年的一个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外事口领导小组成员和外交部有关司的同志参加会议,研究葡萄牙入侵几内亚的问题。

何英同志说:“赵源同志熟悉几内亚,让他介绍一下那里的情况。”

周总理让我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坐下,然后提了四个问题:

一、几内亚是怎样独立的?

二、几内亚政府的对外政策?

三、几内亚人民对杜尔政权的态度?

四、我们对杜尔政权应持何态度?

我一一作了详细的回答:

一、几内亚独立比较容易,没有经过艰苦斗争。

二、独立后,几政权的内外政策比较好,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但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人民生活改善不大。

三、葡萄牙入侵几内亚有法国、美国背景。

四、杜尔政权正处于困难时期,我国应该支持。

会议从晚上十时开始,一直到次日凌晨五点才结束,周总理对我的回答表示满意和赞同,他说:“赵源同志是一位合格的外交工作者。”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调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和非洲司副司长,曾被怀疑是安子文的黑干将,“5·16”嫌疑分子,被审查、批斗、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3年解除审查,恢复原职。

1975年中国同莫桑比克建交,派遣我临时代办,去莫桑比克筹建大使馆。我在莫工作近三年,曾经以中国政府代表身份,出席了联合国在马普托召开的支持津巴布韦、纳米亚人民争取独立斗争大会,并且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会上发言,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

1978年至1982年,我在毛里塔尼亚任大使四年。我到任一个月,毛里塔尼亚就发生了军事政变,军人推翻了统治18年之久的达达赫政权,成立了以萨莱克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政变后有两件事急待处理。一是毛政府官员要求来中国大使馆避难,我们婉言谢绝了他们的请求,以政变是毛内政,我国不干涉,劝他们尽快离开使馆,通过耐心解释,他们离开了使馆,军事委员会对此很满意。二是达达赫执政时期,中毛两国政府签订了一项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协议规定,中方提供一亿元人民币无息贷款,为毛在努瓦克肖特建设一座万吨级的,年吞吐量为50万吨的港口。我到任之前,建港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开始。政变后,建港工程要不要下马成了一个有争议的大事。大使馆有人要我写下马报告,我未同意,理由有三:1、政变是毛内政,我们不干涉,建港工程下马意味着中国不支持军政权;2、建港工程已经准备就绪,钢管、水泥、木材、施工机械都已订货,有的已经运到工地,经济损失由谁负责?3、军政权对我方态度友好,政变不久军委主席即召见中国大使,解释政变原因,要求我国支持并派国防部长访华。

通过认真研究,我的意见得到使馆多数同志和专家组同意,请示国务院,得到外交部和交通部的支持。建港工程于1979年4月正式开工,同年10月水域引桥工程开始打桩。施工期间,毛军委会主席、政府总理等官员经常到工地视察。有外国元首访毛,毛方一般都安排参观友谊港工程。经过7年的紧张施工,努瓦克肖特友谊港工程于1986年竣工,中国经贸部部长郑拓彬出席了竣工典礼。

1982年10月至1985年6月,我任埃塞俄比亚大使,由于埃执政者反华,两国关系紧张,双方撤走大使,中断往来,经济技术合作项目基本停止,我到任之后,改善两国关系,打开相互友好的新局面是首要任务。经过两年多的相互沟通,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有所改善,两国元首相互致电,两国外长进行接触,埃方派出驻华大使,两国代表团开始互访,友好往来恢复。经济援助项目继续进行,我国增派了医疗队,我们在亚的斯亚贝巴成功地举办了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会,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扩大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1986年赵老离休后,并未赋闲在家。他受聘于中国地区开发促进会,任常务理事,为内蒙伊克昭盟、榆林、固原、雁北、吕梁等地的经济建设做了大量的促进工作。他作为外交部山西外事咨询组成员,曾两次参加山西省举办的“两会一节”活动,会后回灵石故乡探亲,为促进家乡经济建设出谋划策,并且亲自到县志办公室,为修建“灵石亭”捐了款。我当时在县志办工作,有幸见到赵老。1995年1月10日,我根据赵老留下的一些文字资料和他的口述,经赵老同意,我负责整理编印了一期《灵石文史通讯》(总第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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