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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英雄传演员表:回忆儿时的上海邻居柳胖子夫妇

称他为柳胖子,实在是不敬,因为他是我父母的朋友,我们兄弟小时候是叫他柳伯伯的。但爸爸妈妈私下里都叫他柳胖子,而我又忘了他的全名,所以在这里只好称他为柳胖子。

柳胖子实际上是我家的房客。在20世纪50年代初,长沙城是一个宁静、宜居的小城。那时我家还算是城里比较殷实的家庭,住在一栋独门独院的两层小楼里,虽说家中小孩比较多,但还有空房间。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一间空屋里有两个中年人在收拾东西,两人都很高,男的比較胖,女的比较瘦。妈妈告诉我,他们是新来的房客,刚从上海调来长沙工作,单位上还没有分住房,暂时租住在我们家。那男的就是柳胖子,女的是他的太太。那年是1954年。

他们从大上海来,光是这一项就让当时的长沙人另眼相看了。那时的上海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明珠,人们说起上海就有神往之情,看到上海人就敬仰三分,特别是我们这些小孩子。

虽说知道了柳伯伯他们一家是上海人,但他们是做什么的?为什么来长沙?我们都不得而知,直到当时在北京工作的父亲回来探亲,我们才逐渐有所了解。

那对竹沙发今天依然摆放在笔者家里

善于交友的父亲,在回家的第二天就和他的房客成了好朋友,因为父亲不仅善于交谈,而且也到上海去过多次。我至今还记得父亲和柳伯伯夫妇谈到高兴时,笑声不断地从柳伯伯的房间里传出的情景。在我这小孩子看来,他们是多么快乐!多么融洽!真的是一见如故。

在和柳伯伯初次见面后,父亲告诉我们:柳伯伯和柳婶婶都曾是上海一家大印刷厂的工人,柳伯伯是高级印刷技工,柳婶婶是印刷厂的校对,他们来长沙完全是一次人才引进。在20世纪50年代,湖南在工业方面还很薄弱,轻工业、印刷工业更是如此,而上海则是当时各行各业技术最先进的大城市。因此,内地省份都去上海引进技术和人才。

听父亲说,柳伯伯是照片印刷方面的专家,他虽然不是什么大学生、工程师,但是从小在上海的印刷厂当学徒,长期的学习和努力,使他成了一名优秀的技工,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杰出的工匠!

当时湖南的报纸在照片印刷方面很落后,于是有一家大报社的相关人士通过某种渠道找到了柳伯伯,告诉他如果去他们报社工作,就给他每月300元的高薪!这个工资水平是当时长沙小学老师工资的大约10倍。柳伯伯在上海的工资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毫无疑问,这个工资水平对他很有吸引力,加上那家报社的相关工作人员态度很诚恳,于是柳伯伯夫妇就欣然来到了长沙。

他们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常常和我父母亲在一起聊天。有一段谈话内容让我至今难忘:虽然报社答应每月付300元的工资,但是只发了两个月就以各种理由降下来了,降到了和其他员工差不多的水平。虽然被“忽悠”大了,但柳伯伯还是大方地一笑而过。

有时我们家会做些湖南菜给他们吃,他们也会做上海菜给我们尝。有一次,柳婶婶做了一大碗红烧肉,非常好看,一尝:“甜的!”我们兄弟同时大惊。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原来上海菜是要放糖的。

有一天,我从柳家的房前经过,门没有关,看见柳婶婶正在给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女孩穿衣服,那是一件缎子面的棉袄,非常鲜艳漂亮,这样美丽的衣服我们在长沙还从未见过。小女孩也长得非常漂亮,和我们这些穿着蓝布、青布棉袄的长沙伢子比起来,她就是小仙女。妈妈告诉我,那是柳伯伯的女儿,叫小慧,从上海转到长沙来上小学。小慧成了我和弟弟的朋友,她带我们玩一些“外面的世界”的游戏,像“过家家”一类的小孩子游戏,让我们这些只知道“打弹子”、玩“洋菩萨”的土孩子,也见识了一些“大上海”的新鲜事物。

1956年年初,报社给柳伯伯安排了宿舍,他们要搬家了。不长的邻居友谊让大家都有些留恋,我心中的失落则是今后将难以见到他们那个可爱的小女儿了。

柳家在刚搬来时,没有家具,就借了我们家的一对类似沙发大小的竹靠椅使用,那对椅子是我们家在抗战期间在湘西沅陵买的,我们家称之为竹沙发。柳家比较喜欢那对椅子,柳婶婶在搬家时就对我妈妈说,能不能再将椅子借给他们用一下,等他们添置了家具后再还给我们。我妈妈爽快地说,拿去用好了,不用还了。但柳婶婶说:不行,只是借用一下,以后再还给你们。我们谁也没在意她的话。过了几个月,因为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从长沙搬到了南京。因为行前匆忙,没有来得及通知很多亲友,柳家自然也不知道我们突然搬走了。

到了异乡,我们重新开始适应新的生活,我也开始上中学,小时候的故事和家乡仿佛很久,很远了。又过了一年多,中国到了一个“不平凡的春天”,接着夏天也来了。我们开始担心远在家乡和其他地方的亲友的命运:他们会被戴上“帽子”吗?一些不好的消息传来,我们家真的有亲友被划为“右派”了,父母亲脸上添上了愁容。

突然,有一天,爸爸告诉妈妈:柳胖子也被打成“右派”了!妈妈不太相信:不会吧?柳胖子是工人啊,“反右运动”不应该在工人中进行啊? 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可能还是因为工资的事吧,那没有兑现的高工资承诺……

春去秋来,眨眼两三年又过去了,我们全家又随着父亲回到了长沙,不过没有搬回原来的住处居住。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全家从父亲工作的湖南大学走路前往轮渡码头,准备过湘江到城里去。在众多前往岳麓山游览的行人中,我们突然遇见了久别的“柳胖子”一家!

大家都十分惊喜,站在路上聊了很久。我最注意的是小慧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了。妈妈高兴地说:这是小慧吗?完全不认识了。而柳婶婶急着说:你们搬走我们都不知道,再去看你们时才知道已经搬走了。然后又说:现在你们住哪里?那对竹椅子还没还给你们呢。爸爸马上说,不要还了,送给你们做纪念了。柳婶婶说:要还的,要还的。

分手之后,爸爸妈妈并没把柳婶婶的话放在心上。然而,过了些日子,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家,柳婶婶来了。她说麻烦你出来帮帮忙——我出门一看,原来是柳婶婶一个人拖着一辆板车把那对竹沙发送来了!我一时语塞,不知要对她说什么,十几岁的小孩感到无言应对,但内心对她坚守承诺的行为肃然起敬。拖着人力车的柳婶婶显得疲惫苍老,衣裳也普通、陈旧,不再是我眼中那位衣着时尚的上海女人了,但她的形象在我心中却依然美丽。

后来的日子,大家都经历着苦难,先是饥饿岁月,后是“运动”光阴,朋友的联系也渐渐稀疏了。我不知道父亲后来和“柳胖子”一家是否还有过联系,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了,虽然在年轻时也曾想过:小慧长成什么样了?她还好吗?

这对竹沙发现在依然摆放在我们家里。虽然父母亲早已离世,但旧物却依然“健在”。每当我看到这对沙发,就想起了柳伯伯一家,想起这两位可敬的上海人,是怎样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坚守一诺千金这条可贵的诚信原则,而不管自己是不是受到过别人不诚信的伤害。

我的《柳胖子》一文写成后,我三哥陈家山读了,然后谈到了他对柳胖子的印象:

“他在休闲时,常常会吹箫。有时是吹一支洞箫,那长长的洞箫里传出的是低沉的、悠扬的曲调,如怨如诉。有时他又会吹一支短短的、扁平的玉屏箫,传出来的是优美的江南曲调,让人想起西湖,想起苏州的小河和河上的小船。”

我想,上小学时的三哥当时应该没有那么深刻的感受吧?这些也许都是他以后的回想。不过我记得,我们在举家搬到了南京后,开始读初中的三哥也买了两支箫:一支洞箫,一支玉屏箫。接着他就自己慢慢摸索着学习,后来,居然也能吹出像《春江花月夜》这样优美的曲调来了。

然而,可惜的是,因为没有像柳胖子这样真正的行家指导,三哥的技艺以后就一直没有太大的长进,而在上高中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他吹过箫了。他的箫乐和吹箫时的那副优雅的样子,也只能停留在我这个唯一的听众的记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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