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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方略打一字:我在上海郊区参加“四清”运动

近日,翻阅相册,突然发现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四年级和五年级读书时的几张照片。那是我先后两次赴上海郊区宝山横沙岛和奉贤县参加“四清”运动时拍摄的。忆往思旧,有关“四清”的种种经历,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为什么会搞“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的产物。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在农村称“四清”运动,在城市称“五反”运动。待《二十三条》发布后,城市和农村的社教运动统称“四清”运动。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共十条。同年9月,中共中央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内容亦为十条),俗称“前十条”和“后十条”。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和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一阶段工作。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将“前十条”规定的“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所谓小“四清”扩大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所谓大“四清”。

上海郊区的“四清”运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3年初到1964年上半年,是运动的试点阶段;第二阶段自1964年初到1965年5月止,在金山、奉贤两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三阶段从1965年6月开始在上海、松江、青浦、嘉定、宝山、崇明、川沙、南汇八县开展“四清”运动。

先赴宝山横沙岛参加试点

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部署,宝山县横沙人民公社确定为上海市第一阶段开展“四清”运动的试点单位。1964年春节之后,学校通知我们历史系1960级86位同学和1961级的同学去宝山县横沙岛参加“四清”运动试点。几天后,系党总支指派我去宝山县政府办公室接头联系,了解参加“四清”运动事宜,并和一位军人排长接洽,了解去横沙岛的师生关于海防安全应注意的事项。

1964年2月初的一天,我们年级86位同学由吴淞码头乘船去横沙岛。船行两个多小时到达横沙岛最西端的码头。岛上没有公交车,我们步行近三个小时到达横沙岛东南端的丰乐镇大队。我们一百多名师生,暂住在大队办公室、仓库和镇上天主教堂内,搭伙在大队部食堂。

安顿好之后,我们参加“四清”运动的师生进行了大约两个星期的集训。主要任务是学习中央有关社教工作的“双十条”,听取公社、大队干部介绍公社和大队阶级、阶级斗争状况,并要求师生下到各生产队了解情况。警备区部队驻岛的一位排长关照我们要提高警惕,注意阶级斗争动向和社会治安。

为了向社员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宣传和贯彻“双十条”,集中开展“阶级斗争教育”,成立了由我们同学文娱积极分子参加的宣传队,翁三新同学还被推举为宣传队副队长(队长由历史系1962年毕业的蒋希宁担任)。宣传队还和宝山县的文艺团体如宝山沪剧团联系,开展以文娱说唱形式为主的阶级教育宣传活动。我清楚记得,宝山县沪剧团的表演艺术家杨飞飞和其夫君多次来横沙岛演唱,受到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

集训结束后,根据“双十条”的要求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找准可以依靠的“根子”。我们一百多位师生分别住进贫下中农家中,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斗争,实行“四同”。当时农村形势虽有好转,但农民的生活仍然困苦。住在贫下中农家中,每天吃饭两稀一干,同学们吃不饱。系领导指派人在丰乐镇做馒头,每晚发给每个同学一个充饥。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宣传“双十条”过程中深入开展的“访贫问苦、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活动。

住在贫下中农“根子”家中的同学,深入了解“根子”解放前受苦情况,收集典型事例,多次召开小队、大队的“忆苦思甜”会议对比回忆。有一首唱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歌曲,大会小会必唱。歌词中有这样几句:“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產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千头万绪涌上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

按照“四清”运动的规划部署,当阶级斗争教育告一段落之后,要集中开展“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的“四清”运动。但是待到5月份进入抢收抢种大忙季节,“四清”的主要任务刚刚触及,我们就返校上课了。关于横沙公社的“四清”运动,直到1965年6月,在“二十三条”指引下,复旦历史系62级同学和部分教师,重又派到横沙岛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所谓“大四清”运动。截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来临,师生被召回学校,“四清”运动也随之不了了之。

再次到奉贤县头桥公社

1963年9月,奉贤县开始“小四清”试点。至1964年1月,全县全面开展“四清”运动。在“双十条”指导下,经过开展阶级斗争教育、揭生产斗争盖子、整顿各级组织,至4月份大体结束。全县共清出多吃多占金额22万余元、粮食19.4吨,涉及清查对象4200余人。对照“双十条”的要求,金山和奉贤两县的小“四清”运动不深不透,与中央的要求相距甚远。就在1964年的9月份,中共中央发布了“后十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作了更为严重的估计。说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两面政权”是反对我们的主要手段。提出要抽调大批工作队员,“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同时,以中央名义转发了“桃园经验”。

1964年10月间,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要求,将金山、奉贤两县作为上海郊区开展运动的重点县。11月开始,上海从市区机关、县、社、文教系统和高等院校集中抽调2.5万名干部、教师和大学生组成社教工作队,分赴两县县级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公社(镇)、生产大队、生产队,采取上下左右一起搞的办法,大规模地开展“四清”运动。

就在1964年的10月间,各门专业课程还没上完,校领导下令复旦文科五年级各系师生下农村去搞“四清”运动。我们历史系1960级86位同学和部分教师再次到奉贤县头桥公社参加大“四清”运动。当年的春节就是在乡下度过的。我清楚记得,奉贤县的“四清”工作队称工作团,团长是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杨西光;奉贤县头桥公社工作队队长是中共川沙县委书记阎华;我所在的头桥公社沈家大队工作组组长是南市区法院的副院长费振钰。我们年级86位同学,以学习的专门化课程分组分配到头桥公社5个大队,即:中国古代史组分在蔡桥大队,中国近现代史组分在沈家大队和北宋大队,世界史组分在新市大队,历史地理组分在民爱大队,部分教师以各自所属的课业分在各大队。我所在的头桥公社沈家大队地处公社的北部,距南汇县的新场镇较近,有一条小河南北沟通。在我们复旦师生到来之前,已有财经学院、市委党校、市六师范等单位的人员先期到达各生产队在搞“四清”运动,不过人员较少,一个大队只有三五个人。

1964年11月间,我们先集中在公社学习“双十条”和 “桃园经验”,听取工作队长阎华等领导对“双十条”所作的辅导报告,深刻领会农村存在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形势,运动主要解决基层的领导权问题,要以大搞群众运动为斗争的主要形式,以基层干部为主要斗争对象。

集训学习结束后,工作组成员分赴各大队,我与分配在沈家大队的复旦同学吴信忠、曹贵民、金武最、吴芝汉、赵玉良、何茂昌等七位,和先期到来的市委党校、财经学院、市六师范、南市法院的成员分别住在大队办公室、仓库,又集中开了几天务虚会,统一对运动性质的认识,了解和掌握开展运动的方法步骤。特别是进村后,要撇开基层干部,单独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找准可以依靠信赖的“根子”,然后把铺盖行李搬到贫下中农“根子”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斗争,实行“四同”。几天后我和金武最同学吃住到沈家大队第九生产队贫农王明先家的客堂间里。王明先不是本地人,因家庭贫寒,讨不上媳妇,倒插门来到沈家大队入赘。女方姓沈,生了两个儿子均姓沈,根据农村旧俗,倒插门女婿要改姓,但王明先仍旧姓王。

1964年底到1965年初,国家的经济形势虽有好转,但上海郊区农村农民的生活仍很贫困。就生活而言,每天两稀一干,天天是老咸菜伴饭。工作组成员吃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大学师生按学校规定,每月交给住户30斤粮票,15.5元饭费。工作组长还经常关照,不能吃饭过了头增加农民负担,故此我们每天看碗吃饭,自我克制。住户为了改善生活,隔几天就用竹耙子到河里捞螺蛳。工作组成员住的一般都是客堂或仓库,平时是堆放杂物的场所,是老鼠活动的“游乐场”。我和金武最同学两人合睡一张床,吊一顶大蚊帐,上面铺上几张报纸。时间长了,老鼠觉得软软的好玩,竟在蚊帐顶上生了一窝小老鼠,大家都觉得稀奇,成了一条不用发布的新闻。

我曾经按着“双十条”的调子,向社员群众讲解,强调农村出现严重的阶级斗争状况,并举出“桃园经验”中的例子,力图说服群众。宣讲后数天内没有人揭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有的社员反映说“我们小队的干部蛮老实,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过了几天,生产队长夏火根找我谈话,说他在经手生产队粮食出售时挪用过20块钱,“我向工作队坦白交待!”在我平时和这位生产队长接触中以及其他社员反映,都说“生产队长是老实人”。一段时间下来,工作队员的亲身感受,“双十条”所概括的农村阶级斗争状况并没有那么严重,不符合农村实际。

作为工作组成员调查“朝阳庙”问题

“二十三条”下达后,全公社召开由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三级干部(公社、大队、生产队)会议,传达“二十三条”精神,并向社员群众讲解。在工作队的主持领导下,各生产大队、生产队成立了清查账目、清查财务、清查工分小组,各清查小组吸收社员代表参加。在我的记忆中,沈家大队的干部当中的某些人清查出有多吃多占工分的事例。我所在的沈家大队第九生产队查出生产队长主动交待过挪用公款20元,没查出其他问题。其他大队少数干部有多吃多占数额较大,最后核实、定案、退赔。据1987年版《奉贤县志》记载:1965年5月,全县“大四清”结束,共清出经济问题总额155万余元,大多为多吃多占、挪用公款、小拿小摸,涉及21490人。

“四清”运动的后期,进行了组织建设,全县发展中共党员2980名。建立和健全了党、政、团、贫协四套各级领导班子,选拔了一批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充实了农村干部队伍,贫下中农干部的比重从原来的69.8%上升到83.5%(载《中国共产党在上海80年》)。我所在的沈家大队第九生产队贫农王明先,当选为大队贫下中农协会委员,出席了上海市贫下中农协会代表大会。

1965年4月5日,中共上海市委批示原则同意市委农村社教运动领导小组提出的《关于农村中划两头清理成分和组织贫协的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提出所谓“划两头”就是把中农当中的下中农划出来,把漏划的地主、富农清理出来。我所在的头桥公社沈家大队第九生产队有一处四面环水坐北朝南的“朝阳庙”。庙里住着当家尼姑黄某某,还有侄女和一位姓朱的尼姑以及黄的小侄女、小侄孙祖孙三代共五口人。

工作队进村后,从户口册上查出,土改时当家尼姑黄某某划为中农。“四清”运动的后期,黄的侄女多次提出要改变其中农成分为下中农,这引起了工作组的注意。据村干部反映,公社宣传部门曾几次到本地调查,因情況复杂,查不下去,不了了之。大队干部更是望而生畏,不敢触碰。根据中共上海市委批示同意市委农村社教运动领导小组关于农村中“划两头清理成分”的意见,工作组请示公社工作队领导同意后,指派我和其他几位工作组成员对“朝阳庙”当家尼姑黄某某阶级成分问题进行调查。

我和金武最同学等几位工作组成员,根据社员群众提供的线索,到南汇县、奉贤县四个公社,十多个大队,找基层干部,开了多次调查会,并查阅有关档案资料,还进行个别访谈,总算查清了黄某某土改时土地占有情况、剥削状况及其家世。公社和大队领导认定黄某某属于漏划。黄某某的阶级成分调查曾整理成报告上交公社,其后结果不得而知。

对“四清”运动的一点感受

1965年5月,奉贤的“四清”运动结束,我们参加“四清”运动的师生随之返校。不久,高教部(当时教育部分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两个部)下达高校毕业生统一分配方案,进行毕业分配工作。本来,按照学校的规定,大学毕业生要写毕业论文,但因为参加“四清”运动,学业要服从政治,每位毕业生撰写一篇调查报告可以代替毕业论文。我写了一篇《揭开“朝阳庙”的谜》上交应付过关。

“四清”运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就我亲身经历的感受而言,这场历时三年多的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中的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管理中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些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政策和措施,例如:三年困难时期许多地方实行的“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生产责任制”“集市贸易”“自留地”等等,往往被指责为“单干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地执行,甚至被否定和责难。尤其是更加错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为后来造成全国内乱的“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所谓“党内走资派”提供了理论依据。

(作者为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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